孙中山晚年致力于恢复中国固有的旧道德，并非出于偶然。一些研究者习惯于将他这个努力称之为回归传统，可能有点简单化了。实际上是他经人提醒，已认识到三民主义有所不足，在提倡物质文明与心性（精神）文明相待的同时，深感民德主义实为民族兴衰存亡绝续之关键，思有以振兴之。但从历史与现实计，他都无力去突破三民主义框架，只能在这三个主义中的某个主义里去作必要补充。他于是巧妙地在《民族主义》最后一讲中将传统的“八德”推陈出新，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既回答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责难，又批评了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与盲目学习西洋、全盘西化的倾向，讲求恢复“国粹”，从而将民德主义有机地纳入三民主义之中，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并作了完美的阐述。
民德不进，礼义不讲，世风浇薄，廉耻道丧，人类岂不同于禽兽？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固有道德之精粹，应该是国人共同的政治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