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1978.7.1写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两点：
1、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 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邓颖超
1982.6.17重写
知道邓大姐写遗嘱后，我心情十分难受，曾劝她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到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现在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组织上好办。我活着的时候，有时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让你为我背。”自从写完遗嘱，邓大姐就好像了却一桩心事，可她还总时不时嘱咐我：“我死后，把我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让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1982年，邓大姐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此在立下了第一份可供公布的遗嘱之后，她又写下一封交办自己身后具体事宜的字条，把如何处理她的遗物等事都委托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保健医生张佐良、警卫秘书高振普、周总理的侄子周秉德和我六个人。对于这份有关身后事宜的具体嘱托，我们把它称为邓大姐的第二份遗嘱。这份“遗嘱”没有很正式的行文，全文是这样的：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由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小组，请杨德中同志负责主持，赵炜同志协助。
关于我死后简化处理，已报请中央批准外，对以下几件事，由小组办理：
一、在我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二、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
三、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周恩来同志和我历来反对搞我们的故居；
四、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用；
五、我的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