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
七、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给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
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
邓颖超
1982.11.5
在这份遗嘱里，邓大姐安排得很细致，连文件、照片、图书、甚至衣服怎样处理都想到了。十年后邓大姐去世，我们正是按照她的遗嘱对所有的遗物做了分配。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的心胸一直很宽阔，对死也一直表现出豁达的态度，把生死问题看得很透。邓大姐晚年在谈话时常常说起生死这样的话题，她说“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怎样对待死，怎样对待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 有一次，邓大姐又同我提起这个话题，她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说到这儿，邓大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赵炜你做点好事，我死后千万千万别搞吊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识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
那是1988年1月间，邓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关于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
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我认为安乐死这个问题，是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我在几年前，已经留下遗嘱，当我的生命要结束，用不着人工和药物延长寿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办法。
这作为一个听众参加你们讨论的一点意见。
邓颖超
1988年1月22日
后来“午间半小时”节目把邓大姐的信播了出去，许多人都为她赞成安乐死的坦诚态度所感动。邓大姐不但赞成安乐死，而且还曾想过身体力行。有一天，我同邓大姐开玩笑：“大姐，您怕死吧！”她马上说：“我才不怕死呢！几十年风风雨雨，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怕死，能活到今天我是没有想到的，死是自然规律，我这样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1989年10月16日，邓大姐特意让我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转达了她的意见：“一个共产党员，在死时再作一次革命。当我生命快要结束时，千万不要用药物来抢救，那是浪费人力物力的事，请组织批准，给予安乐死。”听了邓大姐的请求，李鹏即给江泽民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详细情况。后来，江泽民同志批示说：邓大姐的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可敬可佩，值得我们学习。此件请常委同志阅后请办公厅妥为保存，今后邓大姐百年之后坚决按她意见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