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父母的责怪，张伯驹从不顶撞，却也没有听从之意。但母亲的絮叨，也令他十分困惑、苦闷，终日不言，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古代的经典，给了他一方天地，浸润其中，足以远离喧嚣。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多岁时便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最使他感兴趣的古代典籍是《老子》、《庄子》等。读着老庄，回想父亲的沉浮起落以及清朝的瓦解、袁家王朝的崩溃，超然物外的意绪逐渐深入骨髓，眼前天高地阔，很多原本以为重要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
于是，在别人的眼中，他的言谈举动不循常规，十分“怪异”。一些朋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张大怪”。
儒雅潇洒当世称奇
“张大怪”的雅号，是孙曜东兄弟送给张伯驹的。此人与张伯驹是换帖兄弟，家世渊源也很深。
在孙曜东兄弟眼中，张伯驹很多言行举动太不合人之常情：
“高朋满座，众人谈笑风生，而他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
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一段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但却都不深交。
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但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
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因为这些，孙曜东和其大哥孙仰农给他起外号“大怪”，他也应声，后来亲戚朋友中就叫开了。他给人题写诗词，有时也顺着这个思路，署名为“张大其辞”。
张伯驹摒弃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填词做诗，学唱京剧，写字作画……他自幼聪颖多才，凡是喜爱的事情，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
在欣赏他的人眼中，张伯驹是位“翩翩佳公子”，“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四公子”之说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最广泛的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