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方案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