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以敢战闻名的悍将宋庆，他的部下也是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在鸭绿江防卫战中的表现也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击。直到这时，皇帝才发现，问题不是清军不“敢于胜利”，而是中国的军事实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
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慌了神的皇帝要求将领们竭尽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
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明白这场局部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战略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用速战速决，我军利用“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那么就会在阵地战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概念的首创者，这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然而皇帝却根本听不进李鸿章的建议，甚至连那道奏折他都没有读完。他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越深入，皇帝就越惊惶。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都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在他的不断催促下，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前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中日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在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无遗。他的急脾气实在不适合指挥战争。
还是在少年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发现皇帝脾气之暴烈非同一般。仅仅从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间，《翁同龢日记》中记载了一个12岁的小皇帝六次大发脾气: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发脾气，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手尽血也”。动不动就摔东西，甚至有自残举动，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讲，绝非寻常。翁同龢感觉到这个孩子的脾气十分不祥，在日记中写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惧”的担忧。
事实上，畸形的成长环境中，光绪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现出幼儿一样的缺乏耐心、固执己见，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后满足的能力。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无常，他手下的太监都不敢亲近他。他常常夜间不睡，半夜三更起来批阅奏折，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骂混账。”
这场战争与后来那场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与皇帝性格中的这种缺陷很难说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