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线如何来划？如何设立标准？我们觉得这需要尊重专业。比如在餐饮行业，如何摆放碗筷，如何倒茶，菜是从左边上还是右边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都代表了服务品质。客人都是右手拿筷子，所以上菜应该从左边上。服务的品质表现在使用者的体验上，如果我们没有生活体验，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出好坏，所以我们要给服务过程一个借鉴的标准，规定哪些行为是不应该发生的行为。另外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刚刚起步，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行业经验和标准，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定制。
至于中国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减税当然好，它是短期快速的可行方式，但是它会不会像吃鸦片一样上瘾？在国际金融危机下，企业很容易受到冲击，会遇到更大的麻烦。所以我想中国政府可以从加快信息服务业人才的培养、从营造愿意为服务咨询付费的社会氛围上多做事情。服务的关键是人，目前中国的服务型人才非常欠缺，能够培养服务型复合人才的机构和院校也不多。我们目前正积极与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希望我们培训服务人才的方法有助于中国人才的培养。未来也许中国政府可以在课程设置、教育体系建设上多做一些工作。另外，不仅仅是在中国，我觉得很多亚洲国家对无形资产不太尊重，只喜欢咨询不喜欢付费。如果大家都不习惯付费，都对知识产权不尊重，服务型企业就会缺乏成长的土壤和营养，信息服务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所以政府可以在教育市场、培养人才方面做更多的推动工作。
记者：提及信息服务业，人们往往容易将中国与印度进行比较，您觉得中国与印度在发展信息服务业上有哪些差异？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
柯文达：中国与印度在发展信息服务业上有以下差异。一是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的基础设施比印度好太多。因为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全球网连接，印度那一段是最贵的。不仅仅是信息基础设施，就是海陆空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国也比印度好很多，这是很有利的条件。二是在政府管理层面，中国政府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执行力，受到政府支持的领域就会很快发展起来。所以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来加快中国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在对外行销能力方面，印度有明显的行销优势，尤其在外包行业，无论是接包能力还是理解客户需求的能力上，印度比中国强，这也导致了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尤其是外包行业过分依赖欧美经济。四是在内需市场方面，印度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中国内需市场巨大，政府鼓励挖掘内需市场，这对于信息服务产业来说，有非常好的需求土壤，这使每一类服务企业都有机会。
有好的基础设施、有强有力的政府、有很好的市场需求，应该说剩下的关键是看企业自己去如何创新，在服务这个“无极限”的领域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