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这次维权的转折点在于“省消委会咨询投诉活动现场”，其遭遇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注意，维权时机可谓恰到好处。每年的 “3·15”都轰轰烈烈，新闻媒介铆足了劲为消费者摇旗呐喊；职能部门摆摊设点提供周到服务，厂家商家鞠躬赔笑承诺表决，市场秩序呈现“阶段性好转”。但这些都呈现季节性特征，职能部门的权威和作用一般就体现在这一天，消费者受到的伤害往往靠这一天来抚慰，热闹之后便冷冷清清，消费者权益平时受到损害时，依然处于法律服务、诉讼知识和物质财力方面弱势和孤立无援状态，向有关部门投诉时抱有的是侥幸心理，得到的有时是忽悠有时是问道于盲的结果。
不错，民众通过网络放大事件和其波及范围，形成强劲的舆论势头，有助于问题的及时解决，但让人不无担忧的是，如果权益受损都把网络作为唯一希望，当人们打开不同的网页时，真假难辨的投诉如雪片般，会不会因为习以为常而熟视无睹？甚至像讨薪的民工一样，跳楼跳成了行为艺术，不仅生存与尊严不可兼得，进一步是万丈深渊，退一步更是囹圄加身。可以预料，如果“恐吓门”事件层出不穷，“人肉搜索”入罪的提议便不会太远。
事实上，这次维权对个案而言算是成功，于法制建设却难说完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借鉴作用，却不能产生长久的复制效果。网络虽然能助一臂之力，却无法进行重复简单的替代，甚至可能因为强大的“立竿见影”效果，反而冲击消费者权益的制度依赖。所以说，网络维权的种种无奈，需要回到法制轨道上寻求突破，应当用规范的制度、机制去牵引和化解。
(责任编辑：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