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案，一来查无实据，二来物议鼎沸，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冤枉也好，不冤枉也罢，滕子京被贬官虢州（今河南灵宝）。但王拱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过即便他闹得再凶，为了给这位状元中丞一个面子，滕子京也只是再贬岳州。王拱辰并没有就此收手，接着，他又闹出了“苏舜钦案”，这是后话，此处不详述了。
不过，滕子京此人虽属干员，却未必就一定是没一点儿毛病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近日，我写《落日余霞》写到苏辙的章节，看到《宋史·胡宿传》中竟然有一则关于滕子京的记述。
“知湖州，前守滕宗谅大兴学校，费钱数十万。宗谅去，通判、僚吏皆疑以为欺，不肯书历。宿诮之曰：”君辈佐滕侯久矣，苟有过，盍不早正？乃阴拱以观俟其去而非之，岂昔人分谤之意乎？“坐者大惭谢。其后湖学为东南最，宿之力为多。”
查《宋史》本传，滕子京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是在知泾州之前。滕子京很重视教育，为了兴办学校，他不惜动用血本，“费钱数十万”，数目大的有些惊人，以至于他转官的时候，他的同僚怀疑他***，不肯替他写干部档案。但是，这个有些冤枉老滕了，因为他实在是真心办教育！为了办好湖州州学，他不惜拉下面皮，软磨硬泡地请来北宋大儒、着名教育家胡瑗。这胡瑗可不是一般的儒生，是“宋初三先生”之一，举世尊称之“安定先生”。王安石够自满的吧？尊之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够有范儿的吧，亦推之为“章为万世程”。因为有真才实学，且教学方法先进，胡瑗能从州学，一步调到东京任国子监直讲，进而进天章阁侍讲，给皇帝讲书！
我看滕子京办学的气魄，应当与他早年在河南府嵩阳书院（今在河南登封）求学、讲学的经历有关。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其鼎盛时，学田千倾、学生千众，一时诸贤大儒云集。滕子京兴办湖州州学，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既然能聘请胡瑗这样的当世大儒，也就应该为学生创造最好的求学、生活环境。宋人办学不像我们，人家不是当作“产业”，当作生意，人家是当作为国家求贤育才的事业。有这样的气魄和举措，这“费钱数十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老滕的确有些贪大求功。因为，其一，宋代中期以后，州县地方财政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况。仁宗宝元二年（西历1039年）九月，富弼上奏，其所引臣僚札子有如下建议：“乞戒谕诸路转运司，如用阙，须管自擘画支赡，若的是圆融不出，即许于邻道钱谷有剩处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请钱银之类，遍行下者……今诸路转运司以逐州实约之费无多羡余，其间年岁有凶歉，则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则必应副。多方搜括，才可张罗。（《长编》卷124）”可见，仁宗前期，也就是滕子京任湖州知州的时代，北宋已经出现地方经费亏空，而中央自顾不暇的现象。运司州军无计以供，惟民是取，中央政府无法顾及地方经费开支的需要。滕子京要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地方经济，为地方和国家培养人才，但就一州之力来看，目标过于远大；其二，由于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困窘，滕子京兴办如此大规模的州学，只能有三个办法。开源向百姓伸手，增加财政收入。节流向僚属伸手，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向后任官员伸手，把亏空留给后人来填补。这也就是其同僚不愿意为其书历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