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挤进3张单人床和最简单的家什之后，实在是连一张小书桌都放不下了。陈慧芝只能靠在床上写，让关露心里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间房，写过几次申请，但房子一直未能解决。
最让关露痛苦的，是她的记忆力不行了，也写不了字了。解放后33年间，除了《苹果园》和狱中诗，她没有发表过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狱后写的长篇小说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第二次出狱后她曾经雄心勃勃要“大写特写”，但中风让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丁玲带来潘汉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阳光明媚。
这天上午，客人来访的时候，关露正在擦拭刚洗完的头发。她坐在折叠床边，室内唯一一把旧木椅放在床前当脸盆架。
进来的是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位30年代上海滩上齐名的才女，“左联”时期的老朋友，多年后首次见面。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汉年曾说过一句话：“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从1939年的那个秋天起，关露和潘汉年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她到李士群那里做卧底做的联络和摸底工作，正是为潘汉年亲自出马铺路，也才有了潘汉年后来被李士群诱骗到南京见汪精卫之事。这未经请示也不敢汇报的见面，终于埋下大祸。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陈云和廖承志的过问下终获平反，惠及于她。但潘汉年已含冤死于劳改农场。
丁玲表示要帮关露解决住房问题，而且说做就做，当天就去找作协秘书长，建议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而且立刻返回关露住处把房子有望解决的好消息告诉了她。
据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确实给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但关露没要。对此，丁玲后来说了这样的话，“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找不到她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