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核科技人员只有10来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一年后，也仅聚集了30多人。1955年1月，当中央做出创建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时，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人才。
为解决人才难题，当时国家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继续吸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二是抽调一批专业相近、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改行加入核科学研究；三是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这些年轻人加上近代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构成了我国核工业创建初期的科技队伍。
原本学习化学的王方定即是其中的一员。作为1953年来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大学生，王方定被抽调到北大去学习核物理知识、稀有元素化学以及俄语，并做好了去苏联学习原子弹制造知识的准备。
然而1959年6月20日苏共一封来信，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了全部专家。困境中，周总理却淡然处之：“他不给，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搞出原子弹。”
有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在1960年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8%，26-35岁者占25.5%，两项之和超过九成。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等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加入核工业时也都不过30岁出头。正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在中国核工业几乎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挑起了大梁。
当时年仅30多岁的王方定在从事了5年铀资源分析之后，也接手了一项艰巨的新任务--用于引发原子弹链式核反应的中子源材料研究。“没有它，原子弹就点不着火。”
“那时候实验条件非常差，但我们科研人员的热情都很高，生怕自己耽误了进度，如果人家靶场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你的中子源，那样肯定就会很被动……因此我们的口号就是‘决不让实验被我们这个环节卡住’！”王方定如是回忆当年的豪情。
“我们当时接触的东西既有放射性，又有化学毒性，放在空气中一不小心就红了，拿出来就像煤球一样……”当时从反应堆里拿出来的东西没办法机械切割，都是用人力切割，一不小心变形了壳子打不开就只有当废物处理了，但有一次王方定竟然不顾危险，直接用手去打开壳子。“那时候思想很简单，也没有时间做什么思想斗争，只想着快点把实验做出来……”
凭着简单朴实的科研理想，以及“生命都是放在第二位的”爱国热情，王方定和几十万核科技工作者一起，熬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健康和宝贵的生命，终于迎来了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