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大使如是说
1969年5月16日，老资格的外交家耿飚赴阿任中国驻阿大使。他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飚大使通过与阿领导人的接触和实地调研发现不少“异常”情况，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述：“我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发现，在他们对我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赞扬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错误行为，也在赞扬之列。开始时我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是，后来我进一步察觉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我们中央的观点之间，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样一致，而是隐含着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强调说，“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同时指出：“阿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我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