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起初，阿主要领导人对我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国共产党搞机会主义，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章虽未点名，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试图公开挑起中阿论战。它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
1983年，我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刚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我驻阿原使馆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起疑，担心我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我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改做别用。
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全馆人员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自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我方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便请求国内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新馆进行检查。检查组人员在使馆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装置，而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听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
自那以后，阿尔巴尼亚不顾后果地日益恶化两国关系，***调子日高，两国关系愈益紧张。国内有的同志认为，对阿宁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苏修那样，造成我对阿报复的印象；这在政治上对我有利。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党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