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1978年7月7日，即阿发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正好一年，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阿采用各种手段，妄图压我多给东西，快给东西。由于阿在***道路上越走越远，双方的合作基础已被阿方破坏殆尽，迫使我再也无法履行协议。针对上述情况，我应抓紧时机，撤回专家，停止对阿成套项目、一般物资、军事装备和现汇的全部援助。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外交部协同各援阿职能部门，对停援和撤回工程技术人员的实施办法进行了周密安排。同时，对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计，并制订了应对方案。
作为对中国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阿国朋友私下对我们说：“领导有指示，关于反映中国国内情况的外国电视节目可以看，但不许评论，更不能同中国人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