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严——一位“老宫人”的两件憾事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1920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经北大教授沈兼士推荐，担任“清室善后委员会”事务员，之后在战乱时期一路护送文物，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安顺办事处主任、巴县办事处主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从一而终，亦不过甚”。
庄严的一生是随着故宫文物的颠沛流离过来的，故宫文物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自入故宫之日起，庄严先生便秉持着文物乃“学术公器”的理念，并将之贯彻一生。1926年春，28岁的庄严与同事合作，用故宫特制的纸张与印泥，将宫中所藏古代铜印1295方全部手钤，汇编26部，定名《金薤留珍》。这本印谱售价高达银洋100元，却深受欢迎，后来还一版再版，足见其意义。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从2月到5月，文物前后共分5批从北平运出，辗转到上海，分别存放在法国和英国租界。1936年，南京朝天宫旁的永久保存库修建完工，于是原存上海的四单位文物，便在当年底，全部用火车运到南京新库存放。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庄严全家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木造民宅中寄居了将近5年。
当时贵州贫困，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更是艰苦。庄严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妻子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以贴补家计。庄严的儿子庄灵回忆：“当时吃的都是夹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有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品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又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一路上经过贵阳，穿越息烽口，小心翼翼地缓慢驶过只用木材搭建走起来嘎嘎作响的乌江大桥，甚至能看到低空盘旋的日本侦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