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地方督抚权力不断上升并干预中央。民国初年的中央几乎完全不能过问地方政府的事务，实行联邦政治的思潮也一直随着时局变动而反复，30年代的南京政府依然重演着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斗争的历史。联邦自治的思潮
中国幅员辽阔，地广民众，因此增添了历史上的纷争与混乱，每逢中央式微，随之则陷入地方割据的乱局。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将原有的15个布政司，重新划定为18个行省。到了乾隆以后，各省的总督或巡抚又兼兵部尚书或侍郎，取得了辖区内过问兵权的权力，到了太平天国之乱，督抚所率之兵，变成了自募自练自养的勇营，中央兵权开始下移，地方权力压过了中央。
清末西学东渐，留学生、维新派、革命党人在联邦自治思想的传播上起了主要作用。1901年，梁启超在《卢梭学案》案语中对联邦制极其推崇，他说：“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而孙中山早在1895年兴中会香港总会誓词中就提到 “合众政府”，两年之后，在横滨与官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明确表示革命后的中国，应行联邦共和之制。
辛亥革命后，新独立的省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实为真空。特别是南方的省份，宣布独立后，都自举督抚，自定约法，俨然是独立的小国家。为了权力不受剥夺，联邦论和地方自治论一时之间非常流行。但在列强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竭力反对联邦制者也大有人在。以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一派，就主张中央集权。他们认为革命党已经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可以经过议会组成党人内阁，把政府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因而反对分权于地方。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于当年底回国后即着手推进国家政体的建设，但在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下，他改变了原来的设想，认为联邦制会削弱中央权力，助长军阀势力，于国家前途不利，因而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总统制政府，由政党和议会控制政府权力。
把地方自治与民主结合在一起的努力，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沉寂，但是当袁世凯大权独揽，逐步走向称帝一途时，又活跃起来。1914年7月，戴季陶在《民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 《中华民国与联邦组织》的文章，文章尖锐指出了民国以来实行单一制的弊端：“名为集权，而实则不能集治。地方能自治而又无自治之权。直言之，则地方无宪法之保障，故事事受中央之干涉；中央鞭长莫及，故往往重要事项亦委之地方”，所以戴季陶认为：“吾人主张中华民国非组织为联邦不可”。湖南的联省自治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