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郑洞国探望抱病在床的李鸿。李鸿的伤寒并不重，却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其他将领也有意回避郑洞国。“我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才知道，他们已与解放军接洽投诚了。”郑洞国在回忆录中如是描述。在解放军的巨大军事和精神压力下，新7军于18日决定投降，以营为单位放下武器。缴械仅仅一个小时，仅38师的武器就堆放了四个篮球场那么大，仿佛四座小山。19日10时，解放军受降部队在新7军代表引导下，从四面八方开入市区，整个长春市只剩下一座中央银行大楼尚为国军占领。这里是郑洞国最后坚守的据点。
但已经大势所趋，新7军全兵团指挥员除了郑洞国之外没一人坚持再战，并且已不能再战。于是在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和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的周旋、安排下（当时兵团司令郑洞国正在中央银行内养病，具体事宜均由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负责；新7军的军长李鸿突患伤寒，新7军的工作由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负责），经解放军同意，10月21日早4点，中央银行大楼——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部，突然枪炮声大响(我母亲听到的枪炮声）。但那些少数的守军只是在做戏，在做给他们的长官郑洞国看，也是在做给蒋介石看：我们抵抗共军的进攻了，可是还是被共军消灭了。就在枪炮大作的同时，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来生再见。然后，郑洞国欲自杀，却找不到手枪，原来，早就料到他会走这步棋的杨友梅，事先已让卫兵把他的手枪藏起来了。自杀不成，郑洞国只好听从部下的摆布了。这些部下硬是带着自己的司令，向解放军投诚，使其免遭杀身之祸。
旷日持久的国共长春围困战，终于在48年10月长春初秋的一个早晨迎来了最后的守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