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美国最初的对日占领政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十足理想主义的文本，所谓“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旨在建立一个确保不再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民意志自由表达的新型民主国家。为此，制定宪法、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审判战犯……主导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与此同时，这又是一张从开始就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改革“路线图”。随着占领进程的推进，不仅曾几何时的理想主义激情被征服者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功利心及日益浓重的冷战阴云吞噬殆尽，而且，作为一场“革命”，它根本缺乏来自本土社会内部的持久的、富于生命力的源动力，结果只能沦为新殖民主义的军事专政，完全唯“太上皇”麦克阿瑟的马首是瞻。
如此自理想主义始、以机会主义终的“革命”，没有不首鼠两端、中途改道的道理。所以，从最初打算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到后来为其免责，达成利用天皇的“天皇制民主”（所谓“楔入”政策）的妥协；从强制通过包含放弃战争条款（第九条）的“和平宪法”，到要求日本重新装备，对日大肆发放“韩战特需”订单，使一度遭整肃而式微的财阀再度崛起；从不惜冒所谓“事后法”的指责，在常规性战争犯罪的基础上导入“反人道”、“反和平”罪的全新法理概念以审判战争犯罪，但却虎头蛇尾，在处刑7名甲级战犯的翌日，匆匆释放其余全部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理由是莫名其妙的“证据不足”……至此，由于世界局势的“质变”，战胜的同盟国体系因冷战而分崩离析，美国的占领政策终于大大偏离了起初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轨道，实现了基于机会主义的决定性转型，不仅在交易中使正义、道义原则及当初的理性主义光环大打折扣，而且客观上坐下了日本民主化改造不彻底的病根。所以，当国际社会在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问题上屡屡把德、日两个国家加以比较，并把靶子照准后者时，日本确乎有“委屈”的成分。而对此，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应负一份沉重的责任。
自1853年美海军佩利准将率“黑船”舰队驶入江户湾，以坚船利炮的实力逼日本开放门户以来，日统治者始终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的迷梦。而1945年9月，“密苏里”号上的受降仪式结束后，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麦克阿瑟对新闻界一番所谓日本已降格为“四等国家”的露骨表态令这个国家的精英层痛彻心腑。对日本人来说，直到1952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日本恢复行使主权，获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结束。战争年代、战败以及被占领时期，给亲历者留下了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迹，许多人至今无法走出“战败”情结。无论这个国家后来变得多么发达、富裕，这些惨痛而复杂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他们思考国家历史与个人价值观时的重要参照。这便是《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一书所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