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工业而言，中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市场。
由于在中日冲突的开始阶段，意大利政府采取亲华的立场，日本政府于1934 年“天羽声明”前夕，通过其驻东京大使馆向意大利提出正式外交抗议。尽管自1920 年代后半期以来，意大利对中国政府的修订新约行为采取温和态度，然而时至1935 年，中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已呈密云不雨之势。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非洲大陆唯一的独立国家，也是日内瓦国联成员国———的行为，引发了支持日内瓦公约的盟约国之间的国际纷争。它们担心意大利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做法会被纳粹德国所利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乎意大利人的意料，他们发现自己居然与1933 年宣布退出国联、以“朝阳”自诩的日本“同舟共济”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在此时立即改变。甚至在1935 年12 月中国代表团支持英国提议，投票赞成国联大会通过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以后，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仍向意大利驻华大使一再保证称，制裁有名无实。此后，中方再次保证，待风平浪静后，意大利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将恢复正常。尽管后来由于强制性制裁的执行，和日本承认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亚，致使意中关系受到影响，但意大利对华政策并未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齐亚诺作为意大利新闻及宣传部长，主张反对日本，建议舆论采取亲华倾向。在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意大利的舆论界表达了不同的声音，这表明当时意大利政府内部对远东政策存在不同路线与派系。
然而，意中关系受到完全来自欧洲内部政情变化的严重冲击。1936 年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因为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将军发动叛变，而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苏意关系迅速恶化。苏联已于1935 年加入国联，受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影响，苏意关系已阴云密布。1935 年至1936 年间，法苏结盟后，意大利开始担忧地中海地区势力均衡将受到影响，尤其恐惧苏联借干涉西班牙内战之机，扩张自己的势力。齐亚诺密切关注中国的形势，注意到国民党内部有一种试图通过联苏、联共实现共同抗日的倾向。他认为如果蒋介石与斯大林合作的话，由于苏联在航空事业方面的竞争力，意大利在华利益将会严重受损。而且他意识到日本在东亚的威胁，将有助于牵制苏联
积极干涉西班牙事务。这一考虑最终导致意大利转向亲日。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齐亚诺十分了解苏联或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仅仅视中共为莫斯科的跟班。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对意大利的猛烈攻击，致使意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