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认为，张学良及其对手，因经济上的原因，均陷于困境中。因此，宋子文的调停很可能成功（沈参赞与英国代办的谈话是在12 月21 日进行的） 。英方代办的报告称“中国使馆人员都忧心忡忡”，并担心“西班牙刚刚发生的一幕会在中国重演”。上述看法很可能已为意大利外交部长所知。通过日本方面的宣传和中国驻意大使馆官员，齐亚诺已感知莫斯科方面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
与此同时，各国纷纷采取具体应对措施。英国通过其驻南京使馆，召集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外交官采取一致调停行动，确保释放蒋介石。英方的建议为国民党内部分高层官员所赞同，作为交换条件，张学良的安全也须保证。12 月20 日，齐亚诺命令其驻华外交人员与英方合作。直至圣诞节事变结束前为止，各方均未采取其他进一步的措施。无论是意大利驻华大使还是罗马的外交部，一致认为事变在没有苏联插手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这是最为圆满的结局。
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最终的结论或许有失偏颇，但应该指出：至1937 年上半年为止，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直奉行双重外交政策，一面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一面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同时在处理与这两个远东国家的关系时，尽量保持独立姿态。1937 年春末，意大利向南京派遣了另一个经济方面的代表团。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齐亚诺虽从未特别亲日，但1937 年7 月卢沟桥事变后，他认为这一冲突的最终责任者为苏联。1937 年8 月21 日中苏协定签订后，齐亚诺不顾意大利在处理远东冲突时一贯奉行的中立政策，告诫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同情日本。
因此，正如西安事变中所预示的，我们可以认为，齐亚诺远东政策之关键应被视为根据其西班牙经验、服务其欧洲利益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什么齐亚诺或墨索里尼具体的对华政策的结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安事变对意大利而言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1937 年下半年，意大利与日本、德国结成同盟。而意大利远东战略的转型，即最终放弃1930 年代早期的亲华立场，至少局部起因于齐亚诺的日本优先论
。在齐亚诺看来，若意大利对华政策面临来自日本与苏联的竞争时，意大利将优先考虑与日本而不是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齐亚诺这一看法的首次完整表述是在1936 年的西安事变期间。由此可见，意大利的远东政策之所以发生根本性转变，肇因于其与苏联之间的摩擦与竞争。而意苏之间的纷争肇端于西班牙内战，及1930 年代中期苏联的亲国联外交取向。意大利在远东的选择完全以其欧洲利益为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