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通过对四川航空企业的视察，深深感到国防工业基本建设中的问题严重。返回北京第二天，他就到周恩来总理那里，详尽地汇报了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他还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家飞机工厂的材料，作为急件送给了李富春。李富春看后，决定向这两个工厂派出专门检查组。
检查小组在成都进行了两个月的检查，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6月，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批示说：“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同成都军区、成都市委负责人一起，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两个工兵团、两个运输连，四川省和成都市增派一定数量的施工队伍，快刀斩乱麻，重建成都两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
事实上，贺龙元帅所亲眼所见成都两厂的建设质量低劣和东北4厂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全国性的问题，其根源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当时，全国范围内“超英赶美”，“大放卫星”波涛汹涌，高指标、瞎指挥盛行，规章制度遭到粗暴地践踏，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了时尚，“左”的倾向愈演愈烈。
本来航空产品质量问题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暴露，并引起一机部和航工业局领导的重视，并指示工厂开展质量整顿工作。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非但未纠“左”，反而反“右倾”，把“左”的干扰推向了极致。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以沈阳飞机厂为例，在上级三令五申要求“反右倾”、鼓干劲、上产值的情况下，直到10月下旬，厂党委才不得不改变了整质期间安排的生产优质飞机的计划，提出了“全厂总动员，大干40天，为提前20天完成全年总产值而奋斗”的口号。
全厂从11月起掀起了大干总产值的新高潮。接着1960年初“开门红”，连续大干。歼6(米格19C)飞机刚试制出来，未经过设计与生产定型阶段，就于1959年冬和1960年春，投入毛料494架，投入零件加工达334架。这种不顾产品质量好坏地大干总产值，给工厂的产品质量问题又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工厂还根据上级关于“反右倾”的指示，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全厂批判和处理了184名党员，135人被戴上“右倾”帽子，严重地伤害了党内一些较好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