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的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
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肝胆相照将帅情
陈伯钧在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中，从基层排长、连长干起，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征途，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36年10月15日，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亲笔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封简短普通的问候信，蕴含着领袖与同志、统帅与爱将久别后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无限深情，尤其是对陈伯钧“为红军庆得干才”的高度褒奖，凸显出统帅对其部属才干的明鉴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