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讹传的大致说法是：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曰：“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利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泽东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与毛泽东如此熟悉的关系，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一向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他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原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在一起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
另一件事是：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龙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泽东。原来是有人在贺龙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泽东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龙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做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龙当面解释此事，但终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就是这样两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连，反可看出陈伯钧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秉性刚直、豪爽，还可看出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