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下半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并遭到许多老同志的非议和反对。别人议论一下就完了，时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的陈伯钧却直言不讳去信反对。11月22日晨，他与郭化若谈及此事，更为亢奋，当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的抬头称“亲爱的毛主席”，随后，陈伯钧便把自己听到的一些议论写入信中，并请毛泽东慎重考虑此事。陈伯钧开始还想多联系几位老同志联名写这封信，但信写好后，竟无人愿意联署，陈伯钧遂不强人所难，就以个人名义把信发走了。
几天之后，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的回音。在陈伯钧给毛泽东信的眉边上，毛泽东写道：“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以后的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是真动怒了！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使我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指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一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
然而，陈伯钧并没有因此而放下这件“心事”。在1942年5月12日的日记中，陈伯钧又写道：“近午，偶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以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陈伯钧当时的这种担心和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
幸好陈伯钧这封信以及日记江青本人未曾知晓，倘若当年有知，真难料“文革”中陈伯钧会遭到怎样的报复。尽管毛泽东当时对陈伯钧来信回复得很不客气，陈伯钧仍将此信珍藏在身边，一直到“文革”前夕才为了避灾而不得不销毁。
毛泽东与陈伯钧这对诤友所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那年春天，陈伯钧已被造反派多次揪回高等军事学院审讯和批斗，但仍被党中央列入五一劳动节观礼名单。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关切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陈伯钧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简短的对话，涵盖了领袖与上将长达40年的深情厚谊。
陈伯钧在“文革”中之所以未受到造反派更大的冲击，也是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一位代表是哪里人，答曰“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清毛泽东的话，询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立刻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是要以此种方式保护正在挨整的陈伯钧，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此后，造反派惧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威严，才逐渐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领袖和上将虽然没能再次见面倾诉衷情，但青史上却记载下了那绵绵无尽、心心相印、丝丝相扣的不了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