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前夕，时任独立第三团新兵训练处主任的陈伯钧，在江西铜鼓得以再次见到了中央派来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9月10日晚饭前，毛泽东与参加秋收起义的全体干部见面，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宣布了起义计划。饭后，急于得到毛泽东指点迷津的陈伯钧，想就自己负责的新兵训练工作向毛泽东汇报，于是他便主动向毛泽东走去。
毛泽东见一位年轻同志走过来，便亲切地招呼到自己身边，两人无拘无束地聊起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陈伯钧的名字、年龄、籍贯和经历。陈伯钧当即就新兵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问题，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毛泽东仔细地倾听，还不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最后鼓励陈伯钧好好工作，勇敢地接受革命的考验。
此后，陈伯钧一直在毛泽东身边，以毛泽东为老师，勤奋学习，在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个人道德修养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特别在军事教育方面学有专长、成绩显著。毛泽东的知人善任，使陈伯钧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被委以军事教育重任，从红军教导队，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军事学院、高等军事学院，陈伯钧先后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学校的教员、教育长、校长(院长)，逐步成长为我党我军著名的军事教育家、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培养将军的将军”，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领导干部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陈伯钧就依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撰写了《游击战术中的袭击与埋伏》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
1957年，陈伯钧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该院教学工作期间，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他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结合自己30多年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学术研讨。当年5月10日，他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泽东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满腔热忱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文革”初期竟被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主席的林彪，何以对一位开国上将如此定性？显然有历史渊源可寻。早在延安时期，就曾讹传过涉及陈伯钧的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