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胡适、鲁迅，都是些叱咤风云、名列鼎甲的人物，其中两位维新家、一位国学家、两位政治家、两位文学家。他们的生平活动几乎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骨骼。然而后人评论他们常常施墨于其得意处，而回避其败笔。现将这些重量级人物之败笔，择其荦荦大者，揭示出来。需说明，余胆也小，惟恐落得嫉贤恶谥，故按俗套在败笔前先略摆其功。
康有为（1858～1927），维新派首领，官至工部主事，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站出来大声疾呼，接连上书，直至皇帝采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他组织了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等组织，并办报纸宣传改良。
康有为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破天荒地想到用非暴力手段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与难题，进行了社会改良的艰难实验。这一实验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中国几千年历史不乏革命家，只缺改良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康梁横空出世，此前无人与其颃颉。康有为的业绩不在于改良本身--改良在中国一蹴而就的可能性本来就近于零，我们不必苛求康有为，康有为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改良的正途，想了并且做了。只是因为遇到袁世凯这样的小人才失败了。这本身就说明，康有为已经最大可能地接近了胜利。
关于康有为的败笔，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在变法失败之后组织了保皇会，成为了厕中之石。对此，我不以为然。保皇固然不好，保那些走马灯似的“大总统”就好吗？那些靠军队横行的权贵们，既与民主不侔，又与文明制度相违，他们笑保皇派，实五十步笑百步也。保皇派至少无意中保住了一些必要的文明制度，避免它们彻底毁灭，而那些军阀与政治大擘，无论多好的文明他们都敢将其置于兵燹战乱之中。
康有为没有逃脱造神的窠臼，他为保住变法神坛坛主地位，捏造了一些假象，这方面的史料正逐渐被挖掘出来。然而这些终究还算不上了不起的败笔。
康有为的最大缺失在于，他不安于改良家的名分，反而弃大而就小，觊觎圣人、学者的名分。这是非常让人不解、遗憾与痛心的。学者之可贵就在于他以天下为己任，造福于民，造福于社会。改良家乃是极有价值的学者，是学者中的佼佼者。得到改良家名分，已属大幸，夫复何求？何必非要著作等身，戴上圣人的光环？
康有为为著书而著书，反而心长力绌，弄巧成拙，暴露了学术上的浅薄。他写了《大同书》，但大同本属子虚乌有，大同了，差异没有了，人类也就走到了尽头。大同永远不可能出现，它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不值得作为学术题目加以讨论。至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更有抄袭嫌疑，犯了文人之大忌，书中的主旨多出自四川学者廖平的《辟刘篇》。廖平其人没有心计，城府洞开，在《辟刘篇》尚未正式出版之前就让康有为过目。而《知圣篇》的内容，最少也稀稀拉拉向康有为讲过。康有为得廖平的思想如饮甘泉，不久就写出了《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部书。书一出版即遭腾议，人们纷纷指责康有为抄袭，成为当时有名的学术公案。梁启超说，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一语道出了廖对康的影响。假如康有为以改良家为最高荣誉、不做空头学问的话，形象会更高大，影响力会更久远。
严复（1853～1921），近代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中国近代文明之火的点燃者之一。1894年甲午战争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反对守旧，主张维新，大声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救亡决论》）翻译《天演论》，宣扬“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号召救亡图存，“与天争胜”，对当时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他曾主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戊戌变法后，翻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传播西方经济学与逻辑学，并通过按语一抒胸臆。
严复的败笔与康有为正相反，他是个很好的学问家，本应专心于做学问，晚年却参与政治活动，弃长就短，弄巧成拙。本来，严公之名，可彪炳青史矣，但不知何故，晚节不保，于1915年列名筹安会，加入到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袁世凯朋比为奸的群伍之中。筹安会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御用团体，主要成员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喊出“以筹一国之治安”的口号。其时，“治安”、“安定”等词汇已被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所僭擅，成为镇压反对者的口实。正因为有像杨度、严复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袁世凯才能够做成皇帝梦，尽管好梦不长。袁世凯给历史留下了“洪宪”二字，严复“其功厥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