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足够的觉醒。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
章太炎（1869～1936），谁来为中国人的缺失承担责任呢？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章太炎也难辞其咎。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在最后十多年中晚节不保。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我们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之邀请，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章太炎晚年索居苏州，门前冷落车马稀。一次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些许也没有。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月笙见信，喜出望外，正撞到自己枪口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摆平了。杜月笙深知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哪里会错过，他趁热打铁立即启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结识学术泰斗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杜月笙送给章太炎一张银票，解除了章在经济上的拮据。那之后，白花花的银子不断从杜府流入章府。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振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他年轻时就想到过出家印度，只是因盘缠不足才未能成行。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眉山剃度。他过分迷恋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胡适（1891～1962）与章太炎不同，胡适是积极入世的，一生紧密联系社会潮流。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将随时间的消失而越发熠熠生辉；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格言将永远光照人间；他的许多思想将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质也是后人的楷模。
但胡适也有败笔，那就是他有些过于入世了，过于注重与政府的配合了。现代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指学术角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反政府”）而存在的。没有优秀知识分子作对立面，政府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是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一环，他们理应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寻找政府的缺失，寻找到了，绝不放过。只有经常处于被批评状态的政府才是正常的政府、也才能成为好政府。尽管胡适提倡过“好政府”，却对“好政府”的基本条件有所忽视。
胡适最大的败笔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使现代与传统断了线，使数千年“雅”的传统绝了迹。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倡导白话文的人很多，其中以胡适最极端，恶劣影响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说法大相径庭。胡适反对文章用典，他每每评骘陈寅恪的文章时都面带鄙夷之色。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认为惟有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在胡适极端主张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废除汉字的运动--其潜台词是：有语音足矣 ，要文字何用？虽然这场闹剧以失败而告终，但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一直处于文字改革家之“彀”中，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淡无奇为文章之第一要义，全然不讲修辞章法、牵连萦带。文章越来越像白开水。如果说胡适是文章没落的罪魁，似乎过重了，瞿秋白更激进，认为白话文乃“骡子文学”，仍不够白，文学应该使用纯白的“大众语”。但无论如何，胡适是脱不掉干系的，因为在文化领域，胡适比瞿秋白的影响力大得多。
鲁迅（1881～193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的不足，他敢于批评政府。段祺瑞政府向请愿学生开枪，他写了充满火药味的《纪念刘和珍君》。他批评政府的文章加在一起足以编成一部厚厚的书。鲁迅也敢于在文章中残留些文言文的余味。在这些方面，鲁迅是胡适缺陷的绝好补充。鲁迅岂止批判政府，他还批判比政府还要大的社会，批判中国几千年历史。鲁迅从来都是批判的、不妥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