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撒手而去，把这个谜团留给了后人，害得吾辈不得不以手支颐，苦思冥想。以严复之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袁某为何许人，袁世凯出卖国家、出卖谭嗣同，这恐怕连六岁孩童也是晓得的公开秘密，严复等人一定是另有考虑。我想他是以历史为镜鉴，不愿意看到中国历史怪圈转动得更快，把更多的生灵裹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发生这种情形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既然如此，不如权且拥袁称帝，借助于变法残留下来的影响，以图徐徐变革。其后的历史演化的事实证明严公所虑并非杞人忧天，“洪宪皇帝”驾崩后的一茬茬总统，一个比一个专制，一个比一个独裁，一个比一个草菅人命，并不见哪一点优于袁世凯。他们与袁世凯惟一的区别不过是打着共和的旗号罢了。这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两难问题：赤裸裸的皇权专制的皇帝好还是外共和内皇权的“总统”好？当然两个都不好，然而若非要问哪个更不好呢？恐怕就不太好回答了。
孙中山（1866～1925）洞悉到了这个问题，他企图摆脱两难，建立用三民主义支撑起来的共和制，不仅外变，内也变，不仅名异，实也异。这是孙中山伟大的地方。没有必要在此胪列孙中山的功绩，那是尽人皆知的。倒是孙中山的败笔尚未引起世人充分的注意。在一向喜欢造神的国度里，条分缕析地指出被视为神的人物的缺失，从中寻求出历史经验，这比什么都重要。
孙中山的第一个缺失是言行不一。孙中山讲民权，可是连他的党徒都得不到人权保证，加入国民党按手模就是对其人权的践踏。为此，黄兴等一批志士嗤之以鼻，弃之而去。孙中山没有能够与当时一流的精英联手，乃是他未能成大事的最主要的原因。革命尚未成功就搞起个人崇拜，有悖于铲除专制的革命初衷。实现“万机决于公论”的现代政治，这样才有意义。孙先生讲民族，但是为筹措足够的革命经费，险些付出了出让国土的代价（参见《东瀛求索》创刊号李廷江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分析》）。如果国土都可以谈判的话，岂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孙先生讲民生，但却没有考虑实行土地改革（这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战事繁忙来不及，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兹事体大，岂容忽视。孙先生最少应该把一半精力用于这件事情才对。
孙先生的第二个缺失是提出了一些有毛病的政治口号，如“驱逐鞑虏”、“平均地权”、“天下为公”等。“驱逐鞑虏”带有民族复仇情绪，有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嫌，任何以种族划分敌我的革命都是不人道的。“平均地权”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如出一辙。若真的人人平均享有地权的话，这个国家就什么大事情也做不成了，于国于民两不利。“天下为公”，本意是指国家政治为公物，不是私物，但滥用这个口号极易引起误会，不用也罢。
孙中山的第三个败笔是以党代政，为其后蒋介石的“党天下”埋下了伏笔。1924年孙先生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等一系列为党天下鸣锣开道的口号，使得后来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了依据。国民党的党天下把民主扼杀殆尽，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宋教仁(1882～1913)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第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跃然纸上。如果宋教仁的理想实现了，则意味着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啻是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也许有人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宋教仁是个认准了便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掩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很好，但没有做应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