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建议很快被中革军委采纳。
25日上午9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的4个团同时投入战斗。这一仗历时5天，红军以3万之众，一路摧枯拉朽，横扫550多公里，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蒋介石连连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第四次：重占遵义后，彭德怀大胆主张：向黔、川、湘、鄂方向发展，靠拢二方面军创造根据地
蒋介石得到红军重占遵义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上阵“督剿”，以图“雪遵义失败之耻”。他在地图上围绕遵义画了一个大圆圈，并据此从东西南北调兵遣将，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3月1日，中共中央进入遵义，并在这里召集会议，讨论形势、任务、出击方向、歼敌目标等事项。
关于歼敌目标，中革军委决定以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间地域活动，吸引川敌向东而牵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义至仁怀路上，故意徘徊，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围攻，并乘吴奇伟部刚吃败仗在乌江南的机会，突击周（浑元）敌，在运动中消灭之。
关于出击方向，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中告知了全党：要“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叁省”，“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对于出击方向，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乘胜占领遵义（后）向桐梓以东、沉水以北、长江以南，以彭水、秀山、酉阳、永绥、永顺、龙山地区为中心，靠拢二方面军创造根据地”，并认为“这是可能的，也是有利的”。
当时，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占有桑植、大庸、永顺3座县城，主力部队1.1万人，地方武装3000余人，基本群众50多万。彭德怀的建议如被采纳，两支红军合在一起，有利于打歼灭战，有根据地依托，伤员可就地安置，物资容易得到补充，根据地扩大可得到更多兵员参军，还可以向西扩大到黔北，甚至北渡长江，扩建新苏区。
另外，从敌情看，向黔东北出击，进取黔、川、湘、鄂边界地域，敌军蒋在珍一向对红军避战。周浑元纵队5日集结后6日出动，在红军尾后有数天行程。东渡乌江地段宽阔，总可找到薄弱空隙处过江。所以，彭德怀说的“可能”和“有利”并非虚语。但当时中革军委的作战目标是消灭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所以，彭德怀的建议未被采纳。
第五次：前敌司令部进攻鲁班场的决定已经作出，彭德怀却表示反对：“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停攻鲁班场
由于周浑元部听令蒋介石，对红军紧追不舍，其对红军构成的重大威胁是地方军阀无法相比的，是建立黔北根据地的主要障碍，因此周浑元部成了红军的重点打击对象。如果打击周浑元部成功，红军不但能立刻解除心腹之患，还能震慑四方之敌，大涨士气，从而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但周浑元纵队坚守阵地不肯出战，红军3月5日、6日两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消灭周浑元部计划暂无法实行。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出一份万急电报，提出进攻地方军阀驻守打鼓新场的一个师。理由是既能稳操胜券，又便于扫清西进之路。但这一建议，明显不符合前敌司令部打击中央军的部署，遭到毛泽东反对，但“朱德认为林、聂建议可取”。
于是，前敌司令部里发生了分歧。
几经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
3月12日，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会议还作出了战略方针及贯彻措施的决议，由中革军委13日下发各军团：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控制赤水河上游各渡口，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王家烈部与薛岳部队。
3月13日，前敌司令部决定进攻鲁班场之敌。对此，彭德怀则表示反对。
从地理位置、地形来看，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城西南23公里处，距茅台20公里。东有凉风垭，其上摩天岭海拔1400多米。西接马鞍山，西南至三元洞五六公里间为横形田坝，东北是丘陵地带到坛厂。下场口两山对峙成钳形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