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方的兵力来看，周浑元第三十六军辖3个师，鲁班场为第五、第九十六师各3个团。其第十三师辖2个旅4个团位于鲁班场附近三元洞。但从编制员额数、火器、弹药综合力量看，红军难说有优势。
从敌军的形势来看，周浑元部从11日开始陆续到鲁班场、三元洞后，驱赶群众伐木砍树，在周围山上修工事、挖战壕、筑碉堡，壕沟前每隔1米埋设大木桩，相互缠绕藤条、布置荆棘，构成一道道障碍。
正是基于这些分析，彭德怀和杨尚昆向前敌司令部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但彭德怀向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
3月14日，红军前敌司令部发出绝密电报，决定于次日发动向周浑元部的进攻。
军令如山倒。3月14日，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入鲁班场东南地区。
3月15日拂晓，红军先向鲁班场第五师阵地正面进攻，遭到猛烈反击。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往复进退，白刃格斗，血流漂杵，一些地方齐人深的荆棘茅草被践踏为平地。由于敌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终无大进展。战至天黑停止攻击，与敌对峙。
鲁班场之战，是红军在贵州继土城、遵义城南高地防御战之后，又一次硬仗、恶仗。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1000余人，但也牺牲480人，伤1000余人。牺牲的同志，不少是长征前在战斗中涌现出来的精英骨干。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彭德怀关于停攻鲁班场的建议被采纳，是不是可以避免红军的一次重大损失呢？
第六次：三渡赤水后，彭德怀积极提议：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
红军三渡赤水后，集结在古蔺县城东南，赤水河弯曲部以北、以西的龙山、大村、鱼岔、铁场地域休整。这里地域狭小，物资匮乏，主副食、骡马草料均难长久供应。而蒋介石发现红军西渡赤水后，一面连续出动飞机对红军狂轰滥炸，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地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
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必须抉择下一步行动方向和地域。
3月20日，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威信地域，以迷引该地滇敌向镇雄、昭通方面。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
彭德怀的这个建议未被采纳，毛泽东认为“西进不利”。
毛泽东则从多年的斗争中，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入的了解，他决定选择重兵云集的地方东渡赤水。这是一步险棋！但毛泽东明白，表面上看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红军可以出敌意外，打乱敌军行动计划，趁敌调整部署之际，乘敌之隙，抓住战机。
20日17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应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意，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战机”，并指示“此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上午，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神不知鬼不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重返黔北。这时，蒋介石还在梦中，晕头转向，不知红军要到哪里去。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东渡赤水的方案不但神奇，而且正确。当然历史也就未能检验彭德怀的建议，其可行性只能作为历史课题研究探讨。
第七次：四渡赤水后，彭德怀分析指出：红军不应该向西南方向行动，应该南下渡乌江
红军四渡赤水后，右转南下，到仁怀至遵义敌封锁线北待机。
3月25日，红军向西南方向行动。朱德在给各军团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敌第二纵队（周浑元）由赤水西岸之郡家渡改向枫香坝集中，其企图协同遵义之敌，截我东向，并令第一（吴奇伟）、第四（王家烈）纵队完成封锁，阻止我军南进。鉴于敌第一纵队分驻数处，第四纵队更为分散，第三纵队（孙渡）远在赤水、毕节。川敌追击部队距我两天行程，因此我军的作战方针，应集结主力占领坛厂、青坑之线，牵制敌第一、二纵队，以便突破包围继续前进，消灭敌第四纵队，扩大机动地区，向西南行动，并求得在敌向我追击或截击时，能于运动中消灭其一部或大部，以转移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