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在孙中山眼里，更多的情况下是：武昌和南京实属各有千秋，互为伯仲，介乎于均可之中。
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中说：“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之程。”
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演讲，继续阐述自己的迁都主张，他在历数了北京受列强所制的客观情形之后，指出“春间武昌，南京之争，皆不成问题。我非谓武昌离海较远，即可图存。盖图存在能自强，如不自强，即远在成都，贼亦能往。不过目前要择一离外人稍远，免于就近受缚如北京之地者，俾得便于自由练兵，从容活动耳。”
1921年11月，孙中山为北伐事，于南宁对持反对立场的陈炯明说：“我们北伐如果成功，将来政府不是搬到武汉，就是搬到南京，一定是不回来的，两广的地盘，当然是付托于你，请你做我们的后援。倘若北伐不幸失败，我们便没有脸再回来，到了那个时候，任凭你用甚么手段，和北方政府拉拢，也可以保存两广的地盘。就是你投降北方，我们也不管你，也不责备你。”
其实，早在武昌起义之前的革命准备时期，孙中山在选择革命地点方面，对武昌、南京也是持一视同仁之态度。
1905年，论及革命地点的选择问题，孙中山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程潜于东京面谒孙中山，当孙谈到“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时，程潜问道：“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孙中山成竹在胸道：“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中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1909年孙中山在《复美国银行家函》中又说：“武昌、南京两城，为吾党最得力之地，曾已商议停妥，一旦粤东各省起事，彼等必相率同时揭竿响应。”于此可知，武汉和南京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平等地位：革命基地，未来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