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民国后之所以主张迁都武昌或南京，是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的考虑。
1912年4月12日，孙中山在《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一文中，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控制中央大权的考虑，力主迁都南下。他说：“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同月，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谈话：“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孙中山指出，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癔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籍，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涤除专制之流毒”，“一新天下耳目”。
（三）
显然，孙中山反对北京，力主首都南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的，而他之所以看中武昌，乃其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之交通条件的缘故，而南京则是就建都的历史影响着意的。那么，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迁都主张呢？
如果我们将康有为与孙中山二人的迁都主张放在一起，则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孙反对上海建都，而康则恰恰相反。戊戌中，康有为曾上奏朝廷，提出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的主张，认为“陆争之世”，都城应以“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都城“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海外流亡后，又以中华宪政会的名誉提出“营新都于江南”的主张，新都的位置大概在上海、苏州一带。认为“宅京图大，必当顾视全球，内之当思收长江万里之精华，外之当思争太平洋海之权利，近之可便全国士夫及工商之走集，远之当争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之繁荣，如是乃为长治久安计也。”这显然是用一种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定都问题。从中国范围来看，上海是边缘；从世界范围来看，上海实为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心，康的识见可谓高远。
其实，在这里笔者无意于来论证康有为（世界视角）与孙中山（中国视角）的孰高孰低问题，因为，当时孙中山处于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当然要以之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且更加趋于现实，而康有为早已在野多年，自然易于站在旁观的地位，超然地冷静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