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
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当然认真去办。此后，同有关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了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