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李强找他们谈话，他们却不承认从邮电所拿走信件的事，同时还矢口否认追问过王升平为“屁大的事”向上写信。这些基层干部分明是耍赖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家乡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邮电所指证扣压过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农民“秘书”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已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面对“文革”劫难，忠奸良莠尽显本色
黄端生家在炭子冲对面的山坳里，跟刘少奇家是近邻。解放前，他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年幼时，父母就去世了，全靠奶奶把他拉扯大，家无隔夜粮是常有的事。远亲不如近邻，刘少奇的母亲鲁老太太心眼善，对黄端生时常有接济。刘家的地都是自己耕种，农忙时节活多，就请黄端生来帮忙。按照农村帮工的习惯，黄端生得到了一份应得的报酬。刘少奇最后一次离家外出的时候，黄端生17岁了，互相都很熟悉。
1953年9月，应刘少奇的邀请，黄端生和成敬常一行4人赴京观光。一个月后回到炭子冲，黄端生就有了更多更新鲜的话题。
———刘少奇爱学习，还是小时候的“刘九书柜”。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几个大柜子装的都是书。书有砖头那么厚，我说，刘主席，这么多书，您怎么读得完啊。他说，没有时间也要挤时间读呀！听说连毛主席都很佩服刘少奇的学习精神。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