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然不是方术之士，他和儒生的区别之一也体现在帽子上。史载刘邦喜欢一种以竹皮做成的帽子（冠），应劭说：“一名‘长冠’。侧竹皮裹以纵前，高七寸，广三寸，如板。”蔡邕也云：“长冠，楚制也。高祖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司马彪《舆服志》亦以“刘氏冠”为鹊尾冠也。
其实，刘邦并非不喜欢读书人，张良、萧何、韩信、陈平都是读了点书的人，虽然他们读的不是后来被儒家专有的“六经”。刘邦还懂乐，《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就是说刘邦曾培养过一个由一百二十人组成的乐队。
刘邦是典型的性情中人，郦食其去见刘邦，刘邦正在洗脚，郦摆儒生架子，被刘邦脱口骂做“竖儒”，但见郦生有识见，便立即拜其为广野君。另一个例子是叔孙通。“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可见，刘邦并非对儒者有成见，他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而喜欢他们“短衣便事”。人言叔孙通是儒者败类，好迎上意，其实不然。叔孙通原在秦始皇时做博士，见始皇无道，设计出逃，投刘邦，是识时务之举；他对儒者的弊端与作用认识也很透很清醒：“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他为刘邦设计朝仪，到家乡鲁国搬请一些儒生，有人就以“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为由，不肯相从。被叔孙通一顿痛斥：“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叔孙通建议刘邦正礼乐，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段话里看得出叔孙通深得孔子的礼乐真谛。等到刘邦见识了他设计的朝仪，由衷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并由此获得了儒生的佩服：“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第三件事是窦太后使儒生刺野猪。这件事载于《史记·儒林列传》，事出有因。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
原来喜好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有一天召大儒辕固，也就是那个传“齐诗”的辕固。好黄老的去“请教”一个好儒的，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此时的儒地位很微妙，民间对这个儒好感倍增，而朝廷里也出现了不少学儒出身的博士，辕固就是景帝时的博士，但关键是景帝说了不算，得窦太后说了算，而这个太后牢牢地把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而颇不识时务的儒生辕固说了一句大不敬的话：“这是妇道人家的见识罢了。”就是说老子的书只有像太后您这样的妇道人家才喜欢啊！女人们都讨厌男人说她“头发长见识短”，窦太后听了哪有不生气的道理？于是就派他一个差使，要他去跟野猪搏斗。要不是景帝援手相救，辕固自己恐怕倒会栽在妇道人家手里了（事实上，辕固对老子的态度，就与孔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大相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