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在世时，始终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这从《史记》中反复强调的窦太后好黄老术可以看出，景武之际许多大事都是在“黄老之术”的名义下从事的。故而，原本敬鬼神的武帝在即位之后开始“乡儒术”，在心底里埋下了罢黜黄老术的种子。如果说建元初的制礼改制只是一次不知深浅的尝试，那么，武帝亲政后的一切举动则是对黄老术（或者干脆说是对祖母窦太后）的彻底反动或曰报复。朱维铮说罢黜百家其实是罢黜黄老，在我看来，罢黜黄老其实是罢黜祖母，黄老只不过是祖母的影子。这就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实用意。
另外，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多种版本、多种不同的理解，如同样作为“五经”，孔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五经文本显然与墨子及其弟子所引用的文本有差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文字传播都明显地受到地域的限制。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差异，而不同地域的方言也同样影响到文本在口头传播中的变化。秦始皇之所以统一六国古文，其动机也就是出于文字上的统一。到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文化统一进一步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对先秦诸子思想主张的统一。原来先秦数百年间后先继起的诸子学说，在汉朝人看来，确实是一种百家争鸣的气象，百家不一，对于一个统一王朝的思想意识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确有必要对这些歧见纷呈的诸子思想主张进行一次大统一。
当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独尊儒术也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个性有关。年轻气盛的少年皇帝哪里甘心垂拱而治、南面无为啊。此外，罢黜百家还与朝廷中的权力争斗分不开。当时势力最大的两大集团，一为窦氏（婴），一为田氏（蚡）。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儿，当年为支持皇帝反对自己的姑母，本来喜好侠的栗太子傅窦婴还转而好儒术；但没想到，皇帝大了重用的却是王太后的弟弟田蚡，窦婴受到田蚡的排挤。故朱维铮指出，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那么，我们再来看汉武帝和田蚡之流到底是怎样好儒尊儒的？罢黜黄老之后，汉武帝延引招纳的固然本应多为儒者。但其实不然。武士出身的丞相卫绾就出面指责：“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元光年间，汲黯也当面批评汉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中还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武帝好儒的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