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清廷当时对荷兰人制造的“红溪惨案”的言论，可以想到清政府的态度。当数万华侨在印尼被杀的消息传到国内，清廷的说法是“内地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可见他们对中国移民的遗弃态度。实际上，在清朝的史籍上，很少见到移民的记载。官方对他们不承认也不正视，反而规定，私自出国回来的人要予以追究，使得出去的人更不敢轻易回来。
倒是高廷，这位对中国华人有亲身接触的荷兰学者，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涌入婆罗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是客家人。他们在炎热的赤道，日复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矿里从事一种连当地人也难以忍受的苦工……有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让自己的人民离开美好的家园，到炎热的热带和遥远的海洋去谋生。那里极少有同胞、祭坛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敌视他们的异族人。他们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付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一个接一个或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难道这不是值得称道的勇气以及肉体、道义上的力量吗？”
尾声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兰芳共和国”才真正被国人注意到。当时出了一批谈“中国殖民史”的书，罗香林于1941年所着《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是其中之一。罗香林在书中考证了罗芳伯的生平与兰芳公司的兴衰，他热烈地赞扬这个曾经存在的华人自治体是“完全主权之共和国”。罗香林写道：“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晚近国人之言民主共和者，皆言此制远肇于美，近行于法，而不知先民亦有是举”。更早，梁启超也写有《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可以从中看到在当时中国人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罗芳伯大约是从那时起成为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