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记》的资料表明，罗马商人确已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
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１０]这是希腊罗马古代作家第一次从海上方向给予中国的称号。《航海记》作者所掌握的印度以远的资料得自印度的航海者，这一时期印度到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航海权由他们所控制。
《航海记》的记载显示出中国与印度半岛的商贸从水陆两条道路上展开：陆路从汉代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经喀什，过帕米尔高原，抵巴克特里亚后不再向西前进，而转经兴都库什山口，到达塔克西拉（Taxila），沿印度河到巴巴里贡或坝贝湾上的婆卢羯车。这条道路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兴起。贵霜帝国完成统一后领土逐渐扩大，形成掩有西北印度的广大版图。由于在商业上与安息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贵霜与安息处于对立地位而与罗马帝国接近。罗马帝国为打破安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通过海上与贵霜大力发展关系。在三世纪贵霜帝国衰落之前，这条道路上进行的包括丝绸在内的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经恒河到利穆里的水路其前半程即中印交往的”缅甸路“。”缅甸路“包括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自四川经中国云南、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R. Brahmaptra）到达恒河和帕特纳（Patna）。这条交通路线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必定很早。张骞在公元前128年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中国四川地区的物产，即是沿这条路交通线运往印度后转输大夏的。二是由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商埠塔科拉（在仰光附近）和萨尔温江口的毛淡棉，然后转
运恒河口市场。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部落内附，东汉政府设永昌郡，”缅甸路“更为畅通。84年柬埔寨向东汉政府献生犀。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由海上进一步向东扩展，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由”缅甸路“进入中国境内。《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