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向东方的探索留下许多遗迹，成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目标。1944年法国学者路易斯·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越南南部金瓯角的古海港奥克·艾奥（Oc-èo）遗址进行的发掘，证明此地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物件中，有许多印度和中国的产品，中国物产中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特产包括152年和161-180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二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研究者认为，”公元初的二、三世纪中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型雕刻，并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２１]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皿在汉晋中国境内均有发现。[２２]考古学上一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中关于罗马与东方密切联系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四）
三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国无力保护从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东岸的商队。叙利亚的著名城市帕尔米拉（Palmyra）因此崛起，在中介贸易中获得发展的机会。随
着经济力量的增长，帕尔米拉对罗马的离心倾向在三世纪末日益明显，最终发展为同罗马公开对抗。271年，罗马皇帝奥勒良（Aurelian）在取得对蛮族入侵者的胜利后，对帕尔米拉采取军事行动，在爱得萨击败帕尔米拉军队，渡过沙漠占领帕尔米拉，随后占领叙利亚，再次将势力扩展到两河流域。282-283年，罗马皇帝卡鲁斯进攻波斯，攻陷泰西丰，控制了波斯湾头，于是地中海东岸的罗马商人再次获得海上东行的机会。
对罗马人的再次东来，《晋书·四夷传》有简短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具体年岁、贡献物品均不详。所幸晋朝一位官员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惟太康二年（281年），安南将军广州牧滕侯作阵南方，余时承乏，忝备下僚。俄而大秦国献琛，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艺文类聚》卷85《布部》）火布即火浣布（asbestoes），因不惧火烧在当时被视为宝物。但以此记载，年月仍不清楚。可注意的是，晋代稽含《南方草木状》中的一段记载：”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作之，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而不溃烂。太康五年（284年）大秦献三万幅。帝以万幅赐阵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令写所撰《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以进。“实际上，这些纸可能是与火浣布一起由同一个大秦使团带来。他们从叙利亚经海路（锡兰）至安南，在安南将携带的本国商品售出，然后在当地购得一些蜜香纸和火浣布以进献中国朝庭。其目的和做法与166年的所谓大秦使团如出一辙。[２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