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出心裁有原因
张作霖的白话告示，语言通俗易懂，读来自然流畅，很有一种“唠家常”的味道。张作霖用极尽口语化的白话文将自己的施政方针传输给奉天百姓，绝非出于偶然，更非心血来潮，是有原因的。
首先一点，张作霖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文言文语的生涩拗口能够感同身受。张作霖一生读书不多，自幼家境贫寒，无力就学，直到13岁时才在杨景镇老先生的帮助下读了三个月的私塾。他仅有的一点文化，也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不仅是张作霖本人，就是以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吴俊升为成员的早期奉系军阀领导集团，整体的文化水平也很低。在这5人中，张作相曾读过3年私塾，算是读书最多者。汤玉麟读过2年私塾，张景惠读过2年私塾，孙烈臣读过3个冬天私塾，而吴俊升连一天书也未曾读过。张作霖和他的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兄弟们，能深刻体会想看却看不明白的文言文语的苦处。
其次，源于自己的施政方针能深入人心，迅速贯彻下去。为官一方，作为奉天的父母官，初掌军政大权的张作霖深知，如何治理好奉天是当务之急。他知道，能够“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积极网络人才，将王永江、孙百斛、关海青、曾有翼等一批名士集结于自己麾下。这些人不仅长于政治，善于理财，为初掌政权的张作霖出谋划策，而且颇具文化功底，要想写出一篇精彩的官样文章可谓轻车熟路。但是，施政方针是要面向普通百姓的，如何能深入人心、贴近百姓，张作霖和他的智囊团们达成了共识：“子曰”、“之乎者也”的文言文语是不能迅速被百姓接受的，不如白话来得直接、深入。
再次，张作霖的性格使然。张作霖出身贫寒，太多的生活磨难让他在青少年时期就体味了人生的艰辛，形成了张作霖敢做敢为、敢闯敢干的豪爽性格，喜欢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正如他在告示中所言：“我向来做事，最不喜欢花样文章，能做一句，便说一句。”告示中的许多话虽是大白话，却也是大实话。官文中的繁文缛节，酸文假醋，不是他喜欢的风格。也因为如此，在那个官样文章做得中规中矩的时代，能发布这样的白话文或许只有张作霖能做得出来。
官文口语化、大众化的起源？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白话文是与胡适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至今，人们一提起五四运动，就会联想到文学革命；一提起文学革命，就会联想到白话文运动；一提起白话文运动，就会联想到胡适和他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使我们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走进了“我手写我口”的现代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