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提倡用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不用典故,不用对仗句,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
一、白话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
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要“明白如话”。
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
张作霖的白话文告示发表于1916年6月,它的语言和行文方式恰恰与胡适所提倡的“白话即是俗话”、白话要“明白如话”、“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不谋而合。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从时间上看,在运用白话文这一点上,张作霖走在了胡适的前面。
实际上,白话文在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宋代已有话本,明清两代也有部分白话小说,我们称其为古白话。但无论是古白话还是近代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它都是对于文学领域而言的。而真正在官文中运用白话,把官文写得如此大众化、口语化,张作霖应该是第一人。
张作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这篇白话告示就是他人生中传奇的一笔!(注:告示原文无标点,为方便读者,引文中的标点为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