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宰相李德裕的《项王亭赋并序》云：“……舣舟不渡，留骓报德(指项羽赠乌骓予乌江亭长)，亦可谓知命矣。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感其伏剑此地(乌江自刎)……尚识舣舟之岸焉，叹乌江之不渡。……谢亭长而怅然，愧父兄兮不渡、既伏剑而已矣……”唐诗人杜牧，作《乌江亭》绝句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王安石《题乌江霸王庙》诗中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宋乌江县令龚相《项王亭并叙》云：“……慷慨悲歌，溃围南出，临江不渡，留骓报德。”宋诗人陆游，在七绝《项羽》中云：“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宋女词人李清照《夏日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散见于历代的诗文还有很多。
元代金仁杰杂剧“戏剧化”“讹传”，怎么也不能讹传到唐、宋诸代。笔者认为：乌江是秦置东城县的辖境，太史公之所以前提项羽自刎乌江，后说“身死东城”无非是一种变文避复，互见足义的修辞手段罢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而《高祖本纪》却说：“……匈奴围我(高祖)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因平城县有山曰“白登”，司马迁说“围高帝于白登”，和“围高帝于平城”都是一回事，犹如太史公前说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亡”，后说其“身死东城”，与上述记述手法完全一致，并无矛盾可言。
宋代和州领历阳、乌江二县，这里的东城也明显指的是乌江。曾任和州巡检之宋代诗人贺铸，在《迁家历阳江行夜泊》诗中写道：“黄泥潭口杈征蓬，回首东城只眼中。”“黄泥潭口”，即今离乌江很近的石跋河的一个叉江口，东城即乌江，句意十分明显。否则贺铸绝不能看到二百里外定远东城的灯火夜景。北宋进士郭祥正在《姑熟乘月泛鱼艇至东城访耿天骘》的诗中云：“姑熟东城，长江八十里。”依《中华大字典》注：“为往返也。”姑熟(今当涂)至乌江来回水路正好八十里。再如家住乌江之唐代诗人张籍，在乌江《闲居》诗中云：“东城南陌尘，紫幌与朱轮”，非身在乌江岂有是见？冯先生主观臆断，硬把“身死东城”之东城扯在离乌江“二百四十华里”之定远东城，岂不有违史实么？
至于《项羽本纪》出现一些衍文，如“汉军数挑楚军战……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这段文字中之“翳、塞、王”以及“项王已定东海来”之“已定东海来”等字句都是错简和后人鲁鱼亥豕所致。这些都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过错，轻率地指摘《史记》原文叙述矛盾，是有欠公允的。
总之，《史记》是一部信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评《史记》语)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项羽于乌江自刎是铁定的事实，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