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是由六朝以来的斋讲演变而成的，它是指应用转读(咏经)、梵呗(赞呗)、唱导等手法进行佛经的通俗演讲。这种讲演因地制宜地通过杂说因缘比喻，使一般大众更易理解佛教经论义理，从而达到了随类化俗之目的。在古代，俗讲对于佛教义理的普及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续高僧传·善伏传》卷二十载有伏日听俗讲事，表明贞观三年(629)就存在俗讲。俗讲在唐代文宗时代(827-840)很盛行，约在文宗太和九年以前，长安诸寺往往有奉敕开演俗讲的法会(一般俗讲是不依敕令的)。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唐纪·敬宗纪》载，宝历二年(826)敬宗曾亲临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由此可见，当时俗讲当是寺院的一件大事，规模宏大，仪式庄严。另据日本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称：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溆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溆最为有名。赵璘在《因话录》中称：“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段文节在《乐府杂录》中亦称：“其声宛畅，感动里人。”
唐代俗讲一般主要使用说唱体为话本，因为说唱体既围绕着佛教经典主题，又着力使之通俗化，从而易于人们接受教义，这类俗讲话本称作 “变文”；有时在“变文”中还附有反映经中故事内容的图画，这叫“变相”；俗讲有时也采用“讲经文”为话本，这类话本往往通过自编说唱文字以演绎经中义理。由于俗讲主要采说唱体制，说中大多伴有唱，因此“变文”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以示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唐代俗讲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即属此类。后来，不仅俗讲法师开演俗讲，民间艺人也开始唱变文。《全唐诗》载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当时已有妇女用变文、变相合起来清唱王昭君的故事了。
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以七言为主而杂有三言，也有少数杂五言或六言；说词则是散文白话，也有用骈体文的。变文文采大多极为圆熟纯炼、流利生物，往往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发挥成为千数百字，其体例之宏伟，内容之朴实，描述之活泼，词藻之绚丽，想象之丰富，实为佛教文学中之杰作。宋真宗时(997-1021)，由于政治的原因，朝廷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其后大量变文作品便逐渐失传了。直到1900年，在敦煌石室发现唐人写经，变文才重新被世人发现，现在《敦煌变文集》汇集了敦煌经卷中所存的变文七十八篇，是今人研究变文的宝贵资料。
俗讲于北宋虽被禁止，但由于俗讲在佛教寺院和广大民众中影响甚大，所以禁而难止。一方面，俗讲在寺院中还有所保留，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良渚之言，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还未尽绝。另一方面，俗讲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并繁荣于民间讲说场中。宋代开始就有所谓“谈经者”、“说诨者”、“说参请者”，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说：“谈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事，又有说诨经者。”其中，说经显然是唐代讲唱变文的直接延续，可惜宋代这些说经作品已失传，难以详考。宋代出现的民间说经、说诨、说参请影响极其广大，宋以后说话、谈词即导源于此。这些均是俗讲在后世民间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