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杜甫在《石壕吏》中写道：“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恶，妇啼一何苦……”这个“捉人”的“吏”，指的是古代衙门里的捕役。
香港电视连续剧《四大名捕重出江湖》，写的也就是捕役的生活情景。到了明清时，则称之为捕快。捕快是捕役和快手的合称，他们负责缉捕罪犯、传唤被告和证人、调查罪证。“捕役，捕拿盗匪之官役也”；而“快手，动手擒贼之官役也”，因二者性质相近，故合称为捕快。
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健步”或“楚足”。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捕快在古代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捕快是没有工资的，每年的伙食补贴即“工食银”不过十两银左右，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
在历代诗文中，捕快作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常常成为鞭挞的对象。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写道：“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捕人亦作贼，何说以处此？世上流民尚可数，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乐流民苦。”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但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见，捕快常会应官长之令，参与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类勾当。
在民国时期，老北京警察局的侦缉队，亦属于捕快性质。他们一律穿着灰大褂，所不同的是“只有侦缉队的成员有时不扣扣子，有时只扣几个扣子，走起路来身子向前倾……侦缉队的下层队员，一年四季都把头剃得又光又亮，即便是冬季，也不兴戴帽子。腰上总挂着一块‘汗巾’，从大褂外面看起来，鼓鼓囊囊的好像是揣着‘二把盒子’”。他们的职责理应是对付贼匪，实际上却以欺压老百姓为能事，令人切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