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正民(1913～1983)，原名举正，字正民，参加革命后更名余生，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旅长，五莲县莫家崖头村人。1928年投军辗转就役于张宗昌、张步云等部，职至大队长。1937年，张步云部降日，他因不愿当汉奸，遂离队回乡，自拉队伍抗日。中共党员王东年、王乃征等亦进入该部协助工作，队伍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他任司令，王东年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春，莫部打垮了杨家夏庄的地主武装，开仓济贫，使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普受救济。当时，他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党组织认为他出身于旧军人，需经长期考验，就先发展他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同年6月，高树勋率国民党军新六师开到莒县，他征得王东年等同志同意后，投靠了高部，被编为独立第二旅，任旅长，王东年任政治部主任。年底随高部至冀鲁边区。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在莫部的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迫撤离。不久，莫部奉命与八路军作战被困。想投靠八路军，但又不愿接受让其缴械的条件，遂率部往鲁南撤退。途中，投降日军，他被日军送往兖州软禁，其部下士兵全部远遣充作劳工。1940年4月，他答应了日本人要他回乡组织“反共自卫团”的条件，得以释放。他回乡后，很快组织了1000多人的“反共自卫团”。翌年3月，他率部投靠了国民党51军，任鲁苏战区独立第33支队司令。
1942年春，与莫有隙的许树声打算降日，企图借助于日军的力量消灭莫部。他闻讯后，为保存实力，征服许树声，遂抢先降日，被日军委任为鲁南灭共军支队长。夏，他率部进犯莒南解放区，遭到八路军痛击。他派人与莒南县县长王东年，进而与八路军滨海军区建立．了联系，保存实力，并接受了共产党对他的三点要求：日军“扫荡”要事先将准确情报送给共产党；不得扰乱根据地和杀害根据地．人民；共产党派人到莫部设联络点。此后，八路军滨海军区遂派谷凤鸣等人进入莫部开展工作。此后，他又陆续收编了多股伪军，仗着人多势大，将许挤出了莒境。同年底，他担任了莒县伪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从此，莒县兵权基本上掌握在他的手中，拥有35个中队，4000多人。
1944年春，八路军解放了莒县南部的夏庄一带，歼灭了夏庄据点的莫部一个大队，他大为不满，要滨海军区在莫部的人员撤出，声称“否则不能保证其安全”，受到滨海军区领导人的据理驳斥和劝戒。不久，八路军又攻下了井邱据点，严惩了与抗日军民为敌的莫部第三大队。他渐渐意识到，八路军过去没打他，并非力量不足，而是诚心争取他，便主动地同谷凤鸣接触起来。并同意滨海军区在其据点里增设半公开联络站，加派联络人员。
1944年9月，日军草野青大队至鲁中“扫荡”，被八路军全歼，配合“扫荡”的伪军贺方师也遭惨败，使莫正民进一步看到了抗日军民力量的强大，看到了日军必败的趋势，经过八路军滨海军区派人进一步做工作，他终于作出了反正的决定。1944年11月14日，经过周密的布置，山东军区组织滨海、鲁中军区主力将莒城包围，他率部3500余人撤出城外，宣布反正，使八路军得以顺利地向日军主要据点展开攻击，一夜间攻克了莒城及16个外围据点，解放了700余村庄30余万人民。
反正后，山东军区首长罗荣桓、黎玉和肖华致电莫及所属官兵，表示热烈祝贺和慰问。滨海军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原属部队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任旅长。1945年5月，中共滨海军区党委批准他为特别党员。翌年8月，中共山东军区党委批准他为候补党员，半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52年7月，他随辽宁军区解放一团集体转业，任东北农场管理局秘书处处长。1953年7月，他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担任了北大荒的萨尔图牧场场长。
北大荒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他刚去时，萨尔图牧场只有几百人、几百公顷土地，资金紧张。干部和技术力量不足，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面，副食供应极少，可他迎难而上，带领全场职工艰苦创业，使牧场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畜牧基地之一和国家重要种畜基地。
1960年，他调任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化学院副院长。1962年，在他的恳切要求之下，又偕全家赴北大荒，担任了红色草原农垦局局长。
在农垦局，他身为12级高干，却长期住在用牛棚改建的办公室里，经常自己打水扫地，和职工一块下地劳动，一块排队打饭。并经常和职工谈心，啦家常，帮职工排忧解难。职工们都说他没脾气，没官架子；都亲切地称他“老莫头”，很少称他“莫局长”。
“大跃进”年代刮“五风”，他不搞浮夸作假，坚持如实上报产量。因此在参加省里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时受到批判。他不妥协，会后，领着与会人员去查看牧场的土地情况，证实了他报的产量属实。
“文化大革命”前期，他被批斗关押，但他始终对党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许多职工也想方设法保护他。在被批斗时，他把“罪责”主动往自己身上揽，使许多干群免受迫害。1969年春，他刚解除关押，就要求工作，他说：“叫我干个司务长，管管生活也可以。要不，我吃着党的饭，不给党干工作，心里多难受啊！”
他走上革命道路后，从不计较个人的职位、名利，当有人和他谈起此事时，他总是说：“什么职位不职位的，有活干就行。”他虽身为高于，但因人口多，经济上一直很拮据，生活极为俭朴，1980年以前，他家只有两个包装火柴的破木箱，两张旧桌子，几把椅子。他自己打到东北，从未回过家乡。晚年他常念叨着要偕全家回家乡看看；却一直因经济不宽裕迟迟未能成行。当他终于作出了探家的决定后，却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