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方,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研究领域：世界经济、跨国公司与国际投资
基本介绍： 李安方 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199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1999年获该校金融学专业硕士学位，2000年起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7月获世界经济专业博士学位。2004年3月进入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活动站（浦东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著作有《跨国公司R＆D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客户关系管理》（译著）等。
在中国对外开放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如何在更高层次上设计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战略成为近期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之一。正当我国学者对开放政策与战略进行系统、全面的反思，并以“新开放观”展开研究之际，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教授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开放政策的论著——《新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起作用》。书中，罗德里克教授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开放”问题，并通过对国际上一些主流开放理论的批判及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与政策的经验总结，提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开放政策设计思路。
书中的一些观点及论述充满真知灼见。比如，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的开放政策与开放战略是建立在开放能够促进出口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认知基础之上的。罗德里克认为与扩大出口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相比，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进口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的作用更为重要。他认为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制订贸易政策时，只重视扩大出口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需要进行反思。
在开放与本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制方面，罗德里克教授也提出独到见解。他明确指出：开放只不过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开放不应取代发展战略，而只能通过与国内发展政策的相互配合发挥作用。
罗德里克教授特别强调开放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稳定。他认为在动荡的外部环境面前，能否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解释197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唯一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较好的国家，通常是那些能够制订有效的国际投资战略并建立适当的体制克服外部冲击的国家，而不是那些依靠解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那些投资占GDP比重较高，并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国家，而不是开放度最大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与债务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外部冲击面前，通过有效的宏观政策组合保持国民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与开放相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非常重要。国内冲突解决机制是否具有化解外部冲击引发分配冲突的能力，是检验一国开放政策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一国遭遇产品价格猛然下跌或资本流动方向突然改变的打击之际，国内的宏观政策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表层之下集团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如果政策调整得当，外部冲击将不会引发严重的国内分配冲突或打乱现有社会契约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外部冲击将有可能引发
外汇瓶颈、进口收缩、债务危机以及反复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的陷阱之中，该国将有可能遭受经济崩溃的灭顶之灾。
对此，罗德里克教授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国家机构的公信力。政府机构的公信力不仅仅表现在宏观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治理层面，如提高司法机构和政府机关的质量，铲除腐败。如果民众认为政府不可信，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国家就无法在应对外部冲击引发的社会冲突时发挥作用；二是强化反映不同声音的民主机制。罗德里克认为技术官僚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比较适宜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但往往会忽视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呼声。如果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运用自己手中的自主权，与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阶层达成意见妥协并结成联盟，将更容易受到民众的欢迎；第三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减少开放过程中造成的贫富悬殊等消极影响，进而减轻外部冲击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
罗德里克在书中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放政策及开放战略的剖析，理清了开放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开放政策中一些盲目崇拜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作法，具有警示意义。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深化。在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之后，中国需要在吸取其他国家开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开放模式进行理论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