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联升 亦即杨联升
杨联升(1914—1990)，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升(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当时胡适已有意延揽他们到北大以为己用。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三十年间运动相乘，政治逼人，周氏虽于劫后重拾旧业，终未臻大成；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杨氏论学，以广义的中国经济史为中心，而旁及中国历史的各个角落。专著以1952年完成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最为重要，号为简史，篇幅确亦无多，但实有深广的学术根基，为高度浓缩的综括；与稍后大陆出版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相比，虽于规模宏大、史料详赡方面皆不能企及，但以简驭繁，亦足以自立。论文如《晋代经济史释论》概述断代经济面貌，《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会子形状考》辨析经济制度的细节，《侈靡论——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钩沉经济思想的潜流，《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运作，《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追溯商人社会角色的源流；其他方面，政治史有《国史诸朝兴衰刍论》、《国史上的女主》、《明代地方行政》，宗教史有《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社会史有《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皆自具手眼之作。
杨氏论著的精华多收入《中国制度史研究》(英文)、《汉学散策》(英文)、《国学探微》及《杨联升论文集》。大都选题新颖，辨析细微，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总体视野，又具历史考证的微观基础，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选修陶希圣中国社会史、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深受陶氏所编《食货》杂志影响，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又得陈氏指导；故其为学，在领域及取向上实追随陶希圣，而在方法及风格上则借鉴陈寅恪，即“大处”如陶氏“着眼”，而“小处”如陈氏“着手”也。他于经济史，能进复能出，与治中国经济史的其他名家相较，如梁方仲、全汉升、傅衣凌、彭信威皆专家之学，而杨氏可谓通人之学矣。其学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以博杂多端著称，亦不无零碎之弊，故他不自称史学家，而以“开杂货铺”的汉学家自居，虽身处北美汉学界，作风实更接近于欧洲汉学家。
美国汉学家因为语言隔阂而想像丰富，容易发生“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somecloudsintheskytobeforestsonthehorizon)的毛病，故杨氏特别强调对文献原义的理解，倡导“训诂治史”，以为“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不仅随处寓训诂于史学，更有《“龙宿郊民”解》、《汉语否定词杂谈》、《禅宗语录中之“聻”》之类语文层面的专门考辨。
此外，杨氏还特别以学术书评闻名，收录于《汉学论评集》(英文)的计四十余篇，除去其专长的领域之外，更遍及考古、地理、科技、官制、文学、哲学、书画等方面，并能祛疑纠误、鞭辟入里，其价值实不在正规论文之下。刘子健甚至说“他最精彩的学问，多半见于他写的书评”。按：法国汉学巨擘伯希和亦以书评驰誉于世，而每每目无余子，出语严苛，以“汉学警察”自许。时流多指杨氏以博学贯注于评论，可上比伯希和；而杨氏虽不满意伯氏性格刻薄，雅不愿与伯氏并举，但亦曾自嘲为“汉学的看门狗，看到人家胡说，必高叫一声”。故就整肃学术纪律的作用而言，他确可作“汉学警察”之续，拟之为地煞星，不亦宜乎？
杨氏学养深邃，惜四十多岁后患抑郁症，每一二年即发作一次，故虽寿至高年，论者仍有千古文章未尽才之叹。
诗曰：剑桥岁月未蹉跎，铁幕周郎可奈何。汉学西洋称警察，如公堪继伯希和。
文章介绍：杨联升有文章《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探索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时间表。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影响到所有和官方接触的人。在这一节的结尾，要对学生、僧侣、道士的时间表作些一般性的叙述，因为这些人和官员阶层有密切的关联。第二节包括农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隶的营业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假日和节庆。为求简要起见，第一节标题是“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第二节标题是“营业时间和劳动时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