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法难】
指中国佛教史最严重的四次法难。三武，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及唐武宗；一宗，指后周世宗。
第一次为魏武法难，发生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但早在太延四年（438）时，太武帝已诏令沙门五十岁以下还俗；太平真君五年（444），又下令王公以至庶民不得私养沙门。至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才下诏彻底灭佛。堂塔伽蓝、佛像经卷全被破坏烧毁，僧尼被迫还俗，编入庶民之中。幸有太武帝太子拓跋晃极力护持佛教，才使部分僧尼、佛像经卷幸免于难。待文成帝即位，下令天下郡县、众居之处各建佛区，听任好佛法者出家，重振佛教地位。
此次灭佛的主因是佛道二教之争、国家财政问题，以及北方民族和汉民族的冲突；另一方面，教团本身的腐败堕落，也是原因之一。武帝因道士寇谦之的影响而信奉道教，汉人司徒崔浩也是道教信徒，三人同为这事件的主要人物。尤其崔浩与灭佛事件更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不事生产的佛教徒大量增加，逐渐影响到国家经济，加上教团本身的腐败堕落，更助长了灭佛的行动。至于促成灭佛的直接动机，则是因长安的大寺院内藏有兵器、酿酒道具及妇女。
第二次为北周武帝的灭佛，发生于建德三年（574）及建德六年（577）。建德三年发生在北周，建德六年发生在遭北周并吞的北齐。这次灭佛事件的主要人物为道士张宾及还俗僧卫元嵩，发生的主因仍为佛道二教的争论、国家财政上的问题，以及佛教团体本身的堕落。但是第二次的灭佛，并非只灭佛教，道教也遭受被灭的命运。
这次法难与其他三次不同，是先前有文武百官及儒佛道信徒约二千余人，共论儒佛道三教的优劣，却没有达成排佛的立议，即使前后七年间议论达六、七次，仍未得灭佛的结论。其间，在佛教方面，有道安着《二教论》、僧安着《论十八条》，论佛道的优劣，攻击道教。甄鸾则奉命研究佛道优劣，着《笑道论》三卷，论道教的虚妄。其后皇帝又屡次论二教的优劣，但仍无法达到期望中的目的，于是命道士张宾与智炫对论，皇帝本身亦与智炫对论，但无论如何都无法使之屈服，于是下诏排斥佛道二教。结果三百万的僧道被编入军民，寺观经像全被破坏，财产亦没入国库。奇特的是却另建通道观，由僧道中选出沙门道士一二○人，称为通道观学士，在观中服务。
建德六年，北周并吞北齐之后，也在当地施行灭佛，以致在北齐文宣帝时达到隆盛的佛教，也遭到北周武帝残酷的蹂躏。武帝殁后，佛教才得以复兴，最初选智藏等一二０人，蓄长发着俗服，称菩萨僧，而后才被允许剃发，这也是罕见的制度。
第三次的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发生在会昌五年（845）。但早在会昌二年，武帝即令僧尼中犯罪或非戒行者还俗，并没收其财产，因此，京师一地，还俗僧即达三四五九人。其后，又逐渐加强严厉的压制，到了会昌五年遂决定灭佛。灭佛后，被废弃的寺院有四千六百座，小寺院（招提兰若）四万多所，还俗僧尼凡二十六万五百人，寺田被没收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还俗僧及奴婢被列为两税户，须纳租税；佛像佛具则被制作成钱或农具。但在长安、洛阳各留四寺，僧三十人；各州亦存一寺，分为三等，各留僧众二十人、十人、五人。此一佛教的大改革运动，是因佛教集团的腐败堕落，国家财政上的问题而产生的，而武宗信仰道教、信任道士赵归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会昌六年，武宗驾崩，宣宗即位，佛法才得以再兴。
第四次为后周世宗的灭佛，发生在显德二年（955）。被废的寺院有三三三六所，佛像佛具被改铸为货币，僧尼的剃度也受到严格限制。这次法难与前三次不同，并非由于佛道二教之争，完全是由于国家财政的困窘，以及僧团的堕落，而引起僧界的大革新运动。结果全国仅剩下寺院二六九四座，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度僧制度执行严格，有养亲义务者，须经双亲许可，始可剃度；在试经方面，男子十五岁以上须诵经一百张或读经五百张，女子十三岁以上须诵经七十张或读经三百张。由此可知，后周的灭佛为单纯的灭佛事件，与前三次不能同一而论。其后，宋太祖统一天下，佛教始告复苏。
以上四次法难均有一共通点，即寺院僧尼的增多，造成不事生产者的增加。而对寺院僧尼布施的过于浪费，也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寺院存在的价值降低，自然使教团的腐败堕落更趋明显。但前三次另掺有佛道之争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