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义和团，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民间团体，它的前身是在义和拳等民间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成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以反对外国侵略为旗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但由于自身存在的种种缺点，并被慈禧太后利用作为宫廷斗争的工具，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背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兴起与谣言的煽动或19世纪末华北地区遭受自然灾害有着密切关系。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早已从中国获得了传教的权利，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已具有了一定规模。但是部分传教士或教民依仗列强的支持，在中国横行霸道，拆民房、修教堂、霸占中国平民的财产，甚而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加之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一些官员“不论曲直，一味庇教而抑民”，更引起民众不满，因而自发采取行动对抗教会。各地此起彼伏的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前奏。
源流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1.白莲教说，这一看法的代表是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为义和团起源于白莲教。
2.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3.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4.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组织义和团的成分极为复杂，既有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运输工人等下层人民，也有部分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后期也混杂进了不少流氓无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使得义和团的组织极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纪律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 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思想意识爱国思想
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排外思想
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
一是义和团为抵抗清军镇压或外国侵略军的进攻而在部分地区采取的毁铁路拔电杆的行为，这些举动是基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并不存在仇视外国科学技术的问题。如涞水之战杨福同被杀后，义和团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根据当时有人的分析，其缘由是“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事杂记》）。过去有人仅凭义和团的宣传“拆铁道，拔线杆 ，紧急毁坏大轮船”就认为这是敌视西方文明的举动，这是不严肃的。
二是部分义和团员基于仇外对西方器物的大规模毁坏，如“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记》）此外，义和团还杀害了很多无辜卷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若纸菸，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这些行为遭到后世论者的极大诟病，认为是封建蒙昧主义的体现。
三义和团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在一部分义和团不分青红皂白笼统排外的同时，另一部分部分义和团并没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义和团员在实战中意识到洋枪的优点并加以使用，如俄国随军记者扬契维茨基说：“街上到处都是扎着红头巾的义和团，不过，现在他们不仅手持长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着步枪了”。还有一些义和团只要形势需要，并不拆毁铁路。如新城某团“其团规不赴调出战，不滥杀教民，不拆铁路，颇守正。”（《拳匪纪略》）又如在保定西关“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 （《畿南济变纪略》）。
迷信思想
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义和团也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如《闭火分砂咒》：“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宗教迷信观也是义和团进行宣传鼓动的形式，义和团在“请神”时“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
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变余闻》）。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义和团的迷信思想成为维持纪律的工具，据记载，义和团员“其受伤深重而不能复活者，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辄抢”（《乱中日记残稿》），故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义和团能保持较好的纪律。迷信思想还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拳乱纪闻》）。当然，迷信思想并不能在先进技术前取胜，故在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天津六月八日义和团冒雨出战，练军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记》）。而义和团运动后期义和团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则更是屡见不鲜。
忠君思想
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不过，这里的“忠君”应该理解为效忠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在义和团的口号中，就有“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龙就特指光绪皇帝，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义和团也才会得到慈禧的重视，作为宫廷斗争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清廷对外宣战后，许多义和团员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许多义和团员受到顽固派官僚的操纵，有的甚至形同团练。不过，还有大量义和团组织有一定独立性，甚至不听朝廷号令。在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说:“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这部分义和团不但不问朝廷之命，有的还公然对抗朝廷官员，如清军副都统庆恒就被义和团所杀。有的义和团组织甚至与清政府决裂，如另立皇帝，“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拳匪所拥以称乱者。”（《定县志》）这种行为更是公开与清朝作对。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重要首领阎书勤（1860—1900)，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省威县)人，领导了冠县起义。
赵三多(1841—1902)，领导过冠县起义，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义和团失败后参加景延宾起义而在此过程中殒命。
朱红灯（？—1899），领导过平原起义，击败县令蒋楷，在森罗殿战斗中战败，后被捕处死。
林黑儿（(?—1900？)，自称“黄莲圣母”，是红灯照的领导者，天津失陷后被俘，不知所终。
王立言（？—1899，山东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朱红灯死后在山东坚持战斗，后失败被杀。
倪赞清（1862—1902），字翼臣，组织和指挥了著名的廊坊大捷。
曹福田（？—1901），天津义和团首领。在老龙头火车站与八国联军激战。
张德成（1846—1900）在独流镇创建“天下第一团”，后率部赴天津与联军战斗。
刘呈祥（1881—1900）别号刘十九，1900年19岁时在天津西郊高家庄设乾字坛，后在天津打击侵略者，天津失陷后仍坚持战斗。
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义和团发动，主要发生在华北地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参与的爱国运动。因清廷与外国侵略军的联合绞杀，义和团最后失败。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史学家又把这次事件称为“庚子国变”或“八国联军之役”，也有人贬称其为“拳乱”。一些西方国家也使用“拳乱”的名称（Boxer Rebellion）。日本则有人称为“北清事変”
起源于山东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次年即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敦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他对义和拳也进行了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义和团运动转入直隶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在外国压力下，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入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列强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 人前往北京，这种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镇压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北京局势的恶化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外国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从6月10日起，
义和团开始大量进入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这种行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战争的扩大
6月10日，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派遣西摩尔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甘军的不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
与聂士成部的攻击，于6月26日败回天津租界。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中国史学家称这次战斗为“廊坊大捷”。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在天津自杀一说）。
清政府对外宣战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6月21日，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
围攻使馆
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外国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义和团盲目仇杀教民
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再加上部分顽固派官僚的操纵，部分义和团丧失理智，对西方文化进行了笼统排斥，其中最大的悲剧便是对教民的盲目仇杀。据统计，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有约有被杀害的天主教主教五人，教士四十八人，教徒一万八千人，新教教士一百八十八人，教徒五千人（此据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造成义和团滥杀的原因除了民教之间的宿怨之外，义和团员的愚昧也是重要因素。此外清廷的仇外官员也起了很大作用。地方上的典型如山西巡抚毓贤，除了鼓励义和团打杀教民外，他还亲自带兵诱杀在太原的洋人。而在北京，一些清廷官员公然宣示“如有活捉一男洋人者，赏银五十两；捉一女洋人者，赏银四十两；捉一小孩者，赏银三十两。”（《景善日记》）。这些行为大大加速了形势的恶化。
东南互保
在清廷对外“宣战”之后，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抵制朝廷对外开战的决定，与外国达成协议，维持和平局面。其中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表现最为积极。在买办官僚盛宣怀的策划下，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后来参与东南互保的清朝地方官员不断增多，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等、四川总督奎俊，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 7月14日，闽浙总督许应骙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实际实行东南互保的省份扩大到东南地区的十余个省份。
清政府对于地方督抚，一方面要求“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进行备战。一方面却又表示宣战是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要求“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实际上有默许东南各省督抚“相机审势”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后清政府正式承认了“东南互保”的合法性。
从客观上看，东南互保使东南地区得以免遭侵略军的破坏，对东南地区起到了保护作用。但同时东南互保也使外国侵略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力量进攻华北，大大增加了华北地区军民反侵略斗争的压力。因而东南互保在当时就受到了批评。浙江按察使容铨对此上疏道“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漠视朝廷，忍欺君父！”也有官员指出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
天津保卫战
在大沽口失陷后，清军和义和团对外国侵略军进行了积极抵抗。义和团首领曹福田与张德成等分别带领义和团进入天津攻击侵略军，直隶总督裕禄以礼相待。义和团在清军帮助下进行了老龙头火车站争夺战和紫竹林之战。直隶总督裕禄也在奏章中提到义和团的功绩。但同时联军也在迅速增强兵力。7月9日，日军进攻纪家庄，击败义和团，然后与其它联军夹攻聂士成，聂士成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聂士成于八里台殉国。
聂士成牺牲后，马玉昆等清军将领对义和团的态度变化。马玉昆部让拳民充先锋，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7月9日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后来抵达天津的宋庆也“遇团即杀”。结果是“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联军却在做好充分准备后于7月13日对天津发动总攻。经过血战，联军在汉奸的指导下于7月14日炸开城墙攻入城中，天津失陷。联军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
沙俄入侵东北
沙俄除了派兵参加八国联军入侵华北以外，还派出军队入侵我国东北，从7月开始，沙俄军队分数路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最后于10月6日攻陷铁岭，东三省沦陷。沙俄还自7月17日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大批中国平民。面对沙俄的侵略，中国军民奋勇抵抗，瑷珲副都统、汉军镶黄旗人杨凤翔力战牺牲，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东北各地人民参加六合拳和忠义军等各种抗俄组织，坚决抵抗侵略军。
京郊阻击战
8月4日，联军开始向北京进攻。而清军与义和团则在天津失陷前逃出的直隶总督裕禄指挥下在北仓一带阻击联军。8月5日，联军攻陷北仓，并追击清军至杨村，8月6日，清军再度战败，裕禄自杀。
北仓失陷前，已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带兵入京“勤王”，并在与慈禧太后的会面中坚决反对与外国议和。于是
慈禧 派其率军抵御联军，李秉衡率领各省勤王军与三千义和团于8月6日出发，8月9日抵河西务，与联军交战，诸军溃败。8月11日，李秉衡亦在通州张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失陷
8月13日，联军进抵北京城下，1900年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并攻破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各门进入北京，董福祥的甘军和义和团坚持抵抗，而此时的慈禧见势不妙，遂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太监于15日晨出神武门西逃。联军继续进攻北京，经巷战后于16日攻陷北京。12月10日列强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对北京进行统治。北京失陷也标志义和团运动失败。
余波义和团坚持抵抗
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八国联军的暴行
八国联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
屠杀：联军对待中国官员极为凶狠，直隶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便为联军所杀。而一般百姓更加悲惨，当时有人记载“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稚呼救声。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镭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毙，亦埋坑中。……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今高门大宅，尚有虚无一人而遗尸未敛、蛆出户外者。虽青燐屑、扬州十日记，何以过之！”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况， “ 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
抢劫：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
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传教士也不甘落后，樊国梁主教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
凌辱妇女：“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11月方才抵达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承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签订辛丑条约
为了收拾残局，清廷启用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与外国谈判。，经过谈判，1901年，清廷最终与十一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内容
一 清廷派专使为克林德事件向德皇道歉，并在北京为克林德立牌坊。
二 处置“祸首”。主战派大臣有的被处死或赐死，如启秀、徐承煜、赵舒翘、毓贤、载勋等，有的被发配边疆，如载漪、载澜等，有的被解职，如董福祥等，也有的被削去生前的恩典，如李秉衡、徐桐、刚毅等。
三 以那桐为专使大臣，向日本天皇为杉山彬事件道歉。
四 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一万两银，为外省的每处付五千两银。
五 两年内禁止中国进口军火。
六 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七 划定使馆区，不准中国人居住。
八 拆毁大沽口炮台
九 外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之间驻扎军队。
十 清政府保证镇压排外行为。
十一 中国改善水道，以改善对外贸易。
十二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于六部之上。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清政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对象。
扫清灭洋斗争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广大人民掀起了反抗浪潮。1901年6月，直隶深州、安平等地民众在田燮经领导下，竖起“反清灭洋”的大旗，反抗侵略者和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同年8月祁子刚领导的直隶雄县起义，也高举“反清灭洋”旗帜。1901年，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 灭清剿洋兴汉”口号。随后1902年四川红灯教首领李冈中在资阳起义，四川义和团斗争开始高涨。同年4月，爆发景廷宾起义，义和团首领赵三多也参与了起义。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两面大旗。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势力遍及冀、鲁、豫三省24个县。7月25日，起义军被镇压，景廷宾被害。
在全国各地的影响义和团运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其影响遍布全国各地。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义和团活动，据《辽阳县志》记载：义和团蔓延至奉天全省，吉林和黑龙江也有许多义和团活动。沙俄入侵后，东北义和团与之进行斗争。后来一部分义和团与其它抗俄武装组成“忠义军”和“六合拳”，继续坚持斗争。
西南地区
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县民罗文榜竖起“顺清灭洋”旗号发动起义，此后四川许多地方响应。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特别是四川地区兴起的反清灭洋斗争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部分成员“渐次入蜀”，在当地取得较大发展。1902年之后，在李冈中、曾阿义、廖观音等人的领导下，四川的红灯教多次发动反清灭洋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
东南地区
在东南沿海各省，义和团和会党在各地张贴揭帖，教授拳术，烧毁教堂，发动起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这类事件的有浙江省的余姚、诸暨、宁海、 临海、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厅、西安、开化，常山、江山 等地；有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邵武、建宁、永春等地； 有广东省的番禺、南海、顺德、新会、新安、饶平等地；有广西省的贵县、 象州、修仁等地。在厦门的义和团揭帖上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正义要求。在福州，声讨闽浙总督许应骙的揭帖甚至贴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说“老许老许， 老而不死，误国殃民，实为祸始”。许应骙虽悬赏 3000 元捉拿，却始终破不了案。
西北地区
义和团在西北地区也有发展，陕西宁羌、汉中和延安、甘肃凉州凉州和庆阳都有义和团活动。天津义和团甚至远赴新疆伊犁活动，1900年10月“忽有天津拳党贾永潜来伊犁，在距惠远城西五里处之乌哈里克河西大庄子地方，开场教习拳棒”。
各方对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
清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有不同的态度
清朝的朝中主和派和部分地方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敌视的。以袁昶等人为首的主和派坚决反对与外国交战，主张消灭义和团。一些地方官员或将领不接受朝廷宣战的诏书或阳奉阴违，在辖地内自行镇压义和团。
一部分清朝官员则支持义和团。其中，以载漪为首的部分官员支持义和团纯属争权夺利，载漪为了扶植其子溥儁为帝，积极笼络部分义和团以扩充其私人势力。还有一些顽固派官僚极其仇外，义和团排外的行为得到其赞赏。如著名的保守派官僚徐桐，当时已有八十多岁，其人极为厌恶西学，见洋人则以扇掩面，他对义和团便十分欣赏，书赠义和团大师兄对联曰：“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义，祗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在地方上，一些仇外官员如毓贤等则积极支持义和团攻杀教民。还有的如刚毅、赵舒翘等人则从现实出发，主张采取招抚的手段利用义和团对抗外国侵略者。此外，在联军入侵时，也有许多清军将领与义和团并肩作战进行抵抗。
而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则采取利用态度。对义和团时剿时抚，时称“义民”时称“拳匪”；对外则时战时和。完全视其自身利益而定。因而其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时常变化的。
改良派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反对慈禧太后的统治，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由于他们认为义和团是由后党操纵，再加之义和团有排外的举动。因而义和团遭到大多数的改良派的反对，康有为甚至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号召。与之相应，义和团也敌视改良派，他们在一份乩语中说上帝有七怒，其中有“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称改良派“通洋”。不过，也有一些改良派对义和团抵抗侵略作出正面评价。
革命派
由于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因而在当时遭到了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客观上有利于革命党的斗争，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惠州起义。
列强
列强始终对义和团持敌视态度，多次要求清政府予以镇压，后来更是直接出兵镇压了义和团运动。
教会
在义和团运动中，许多无辜卷入的教民惨遭杀害。不过当时许多教会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和义和团对抗，1900年，“在保定有一处教堂，有七十名教徒同义和团作战，‘他们有很好的枪，而义和团没有枪，只有刀和矛，当义和团冲上来时，天主教徒就开枪打死他们’”。有的教民武装甚至主动攻击义和团和清军，如“东长安门外忽有奉教人数十名，持枪突出施放，伤兵勇甚重，兵勇还击，奉教人及洋人受伤死者亦不少，误伤行路人亦不少”（《石涛山人见闻志》）。一部分教民在战争中加入联军一方，使馆区遭到围攻后，大批教徒在传教士的裹胁下，在使馆区和北堂周围挖战壕，做防御工事，运送弹药，抬担架，烧饭，挑水，以至于充当间谍，化装潜出送情报等。天津就是因为教民郑殿芳将南门城墙不牢固的情报通知日军而失陷的，这些教民对八国联军的入侵起到了配合的作用。
民众
民众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有转变的过程，最初义和团灭洋的举动和较好的纪律受到民众的欢迎。义和团在北京初期，“焚烧教堂，市民多随之喊呐叫好”。天津人民也积极给义和团送去“得胜饼”。但义和团的不断失败和一些团员的罪行引起部分民众的怀疑与不满，如后来天津“团中人不复得汤饼矣”。
评价对义和团的正面评价
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次由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义和团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国的计划；同时还间接打击了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最后，义和团运动促使民族觉醒，对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
代表意见：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于1901年发表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称：“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贴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鼾睡而目尽我中国人，而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观于此能无废然变计耶！”
早年留学美国的著名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禺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陈独秀早期指责义和团的愚昧，后来思想发生一些变化，他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1924年）中指出一般人对义和团运动怀着的两个错误观念的原因。即“他们只看见义和团排外，看不见义和团排外所发生之原因”和“他们不曾统观列强侵略中国，是对全民族的，不是对于少数人的；剧烈的列强侵略，激起了剧烈的义和团反抗，这种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决不是出于少数人之偶然的举动。”最后他认为：“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早期也对义和团的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他在继续批评义和团弱点的同时也对义和团抵御外侮的行为进行了肯定，他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中说“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后来他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中更指出，虽然义和团存在严重缺点，“然而义和
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
1955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外国也有一部分人同情义和团运动。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针对一些人称义和团运动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他还谴责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表示：“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 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对义和团的负面评价
主要代表意见：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甚至于，闻一多谈到自己从支持国民党到支持我D的转变时说，因为蒋介石1943年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要大力弘扬八德四维等中国传统文化，他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相关文献官方颁发的义和团团规
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为发给团规事：
照得木爵士臣奉命统率义和团以来，迭与诸团师兄，讨论时事，具见忠勇性成，同仇敌忾。因思前来挂号者不一而足，恐其中或有事理未能明悉，致干咎过，爰与木团师兄等参合佛法，拟定团规，俾众团师兄有所遵守。兹将团规十条开列於後：
一、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仰各团师兄当谨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节。如有滋事之人，轻者驱逐出团，重者请佛法惩治。
二、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国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团规，循私偏听，藉端滋事，诬害良民；或报复私仇；或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掠等情，即系匪徒假冒，既为神人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本爵实深痛恨。若经访有确据，或被指名告发，禀明总团，即带团住拿，照匪徒办理。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然不可任意专擅也。
三、义和团每遇诸神附体，是否教匪，一目了然，从未妄杀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喧有烦言，所以拿获教匪，必须带至坛上，明试真伪，以供众睹。实系甘心教匪，直认不讳，看押禀明总团，分别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过，质明神人，准赎前愆，带至总团，听候佛法发落。
四、义和团承天命、奉佛法，保国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临敌打仗，自当奋勇杀贼，不可畏葸退缩：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致误事机。各团既系诚心为国，必有神灵保护，决无意外之虞。其临敌退缩，或存尔我之见，是故违佛法，神灵必不保护也。
五、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不可稍存观望，违者即非佛法本意，当请佛法惩治。
六、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七、各团师兄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
八、各国师兄杀死教匪後，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
九、各团师兄，应具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并力杀敌，以保国家，偶有微嫌，不可介意。倘兵勇欺压团众，在京应禀由统率王大臣，在外禀由地方大吏，转行该管统领惩办，不可辄相械斗，致生内哄，而误大局。我团众总宜与兵勇联络，如有互相杀伤等情，各应从重办理。
十、各国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遏有团内应行联合事件，务须和衷筹商，断不可各存门户之见，致生嫌隙。凡事自有公论，决不容怀挟私心，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倘有不遵者，即将该团销号驱逐，该团大师兄应请佛法惩治。
右仰 山东曹州府曹县老团准此
光绪贰拾陆年七月初二日（1900年7月27日）
为直隶拳民进入近畿请派兵弹压摺附片二（赵舒翘等奏 摘要）
附片二
再，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特拳民以灭徉为名，洋人视如仇讐，我若收而用之，彼必谓为不然。然各国练兵，所以自卫，例非他国所能干预。丑约束不令滋事，於和局固无妨碍也。管窥一得，用备择采。谨附片再陈，伏乞圣鉴。谨奏。
清政府对外宣战上谕
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尤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於彼，彼白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荀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焊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白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洩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2—163。
五月二十九日旨（1900年6月25日）
李鸿章，李秉衡等各电均悉。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奏称中外强弱情形，亦不待智者而后知。团民在辇毂之下，仇教焚杀，正在剿抚两难之际，而二十日各国兵舰已在津力索大沽炮台，限二十一日二点钟交付。罗荣光未肯应允，次日，彼即开炮轰击，罗荣光不得不开炮还击。相持竟日，遂至不守，非衅自我开。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此都中近日情形也。大局安危正难逆料，尔沿海沿江各督抚惟当凛遵迭次谕旨，各尽其职之所当为，相机审势，竭力办理，是为至要！钦此。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
奉旨：“昨巳将团民仇教，剿抚两难，及战衅由各国先开各情形，谕知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矣。尔各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诚老成谋国之道。无如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祇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那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尔各督抚若知内变如此之急，必有寝馈难安、奔问不遑者，尚肯作此一面语耶！此乃天时人事相激相迫，遂成不能不战之势。尔各督抚勿再迟疑观望，迅速筹兵筹饷，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该督抚是问。”钦此。
慈禧剿除义和团的上谕（1900年9月7日）
八月十四日行在上谕
朕此次恭奉銮舆，暂幸太原，当经先后派出荣禄，徐桐，昆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充留京办事大臣，复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议办一切事宜。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着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止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氓庶。钦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