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剧剧本，宗福先作于1978年故事情节：梅林和儿子欧阳平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中。何是非过去曾诬陷梅林为叛徒，这次又得知欧阳平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即向“四人帮”分子告密。欧阳平遭逮捕后，何是非的妻子、女儿坚决与何决裂。
■1978年，北京文艺界及人民群众在北京火车站热烈欢迎《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
■在大时代变革的转折处，话剧人常常走在前面，喊出人民的心声，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
■1978年上海工人文宫业余话剧队上演的《于无声处》就是一声话剧人发出的思想惊雷。
讲述1978年，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粉碎，但“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时值国庆节，话剧《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一个仅能容纳四百人的小剧场里上演。没有任何宣传，所谓门票就是一张小小的白纸条。而当剧终时，剧场里掌声、欢呼声一片。《于无声处》以其锐利的思想锋芒震了当时中国的话剧界，曹禺先生把剧作者称作“勇敢的年轻人，我的年轻的老师”。他写道：“……我感到我的小房间忽然亮起来。我面前突然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剧作者们，大家都拿着自己的剧作高声朗诵，那愉快的声音像无数的‘惊雷”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2007年5月，上海近郊，剧作家宗福先先生的家中笑声不断，几位年龄相仿的老人正在探讨如何庆祝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当年因为话剧《于无声处》走到一起的三十几位编剧、导演、演员们，就凭着对话剧的挚爱一路又共同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岁月，不仅常常聚首，在宗先生的号召下还戏称自己的组织为“老年防呆团”，“自娱自乐，防止老年痴呆症。没想到事后发现，这些老人不仅不呆，还一个比一个精明。”
今年六十岁的宗福先看上去斯文极了，甚至有点瘦弱，怎么也不能把眼前的这位学者和当年上海热处理厂车间里的一线工人联系在一起。“我在工厂当工人前后有十二年，而且是重体力劳动”，“比我多一斤粮票定量的只有码头装卸工了。而其实，我自幼体弱多病，患有哮喘，曾累得被送到医院里抢救了六天。”
作为一名工人，宗福先的行为却带有知识分子的偏执，曾向领导质疑“这么小的厂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敌人”，没过两天就“看到”了批自己的大字报，“我不服气，可当时又没地方说理去，我决定要就此写部小说。”庆幸的是，这部小说经朋友介绍，送到了作家茹志鹃手里，而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茹志鹃看过之后竟提着装着书稿的塑料袋亲自找到宗福先，建议他坚持写下去，不懂之处可以学。
1973年的上海，哪里有学习写作的地方？“碰巧我的同学告诉我，上海工人文化宫正在办‘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而正是在工人文化宫这个听上去并不太“专业”的地方，一群志同道合的话剧爱好者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于无声处》的导演苏乐慈。
最令宗福先难忘的是1976年。他向记者讲述着《于无声处》诞生的前夜，用“闷热”和“窒息”来描述那个夏天，也代表了他的心情。“那年十月我和家人去黄山旅游。汽车驶出黄山后我们突然看到墙上贴满大标语，内容是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揭发‘四人帮’一类，我们一下全愣住了，旅行车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回到上海我看到外滩上聚集着庆祝的人群，才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同时我也意识到，一直被认为过于温顺善良的中国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想到后来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但决不是那种所谓成功的狂喜，我凝视舞台，话剧给我的感觉是神圣。”
“人民不会总选择沉默”
《于无声处》是新时期第一部“冲破禁区”的话剧。它至今仍然是新中国话剧“演出团体最多、观众人次最多”的一部戏。这部戏在创作完成之后，很快，在逐渐恢复起来的院团，在全国各地工厂、学校，演过戏的、没演过戏的人们，都在演这部戏——此时，“演戏”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借“演戏”说话、表达，显得比一切都重要了。
它的创作、演出，在“四五”天安门运动被公开“平反”之前。它所寄希望的“不会总沉默”的人民，果然不再沉默：它激发了一种集体的声音，这声音被压制了许久，终于成了一声惊雷。
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1978年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北京首演的当天，报纸刊登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坐在剧场里观看这部作品的众多参与过“四五”天安门运动、编选过各类“天安门诗抄”的人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看这部戏的；也由此可以想象，当“不会总沉默”的人们爆发之后，形成的社会力量又是如何排山倒海。
《于无声处》在中国话剧史中的独特地位，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话剧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在根底上是如何与集体心理、集体记忆甚至集体无意识紧密相关。《于无声处》开启了一条“社会论坛”的通道，在它之后，《枫叶红了的时候》、《报春花》、《丹心谱》、《权与法》……这一部一部的作品，触动了当时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抒发了人们积攒了多年没有渠道发泄的心理情绪。话剧充分行使了“社会论坛”功能，再一次充当了社会变革的先声。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以及步伐的迅速加快，社会问题日渐繁杂凌乱，人们的共识、集体主义的社会心理也逐渐消散；与此同时，“社会问题剧”也逐渐有了固定的套路，有些成了僵化的模式。尽管事后人们或许就认定僵化的“社会问题剧”是要对话剧在80年代中后期的衰落负责，但，回到起始点，由《于无声处》等一系列作品展开的话剧与社会的紧密联结，也确实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段华彩乐章。
（二）武侠小说，华发生作品
